西方语言景观研究学术简史

　　提 要 本文旨在对语言学景观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做一述评。在介绍语言景观定义和研究简史后，文章总结了本领域十大最重要的论文集，为读者提供一个研究概貌。接着介绍了本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语言景观》和在线文献目录，并总结出该领域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定性的人种学研究和定量的变异研究。然后概述了英语传播、语言政策、教育环境中的语言景观等重要研究话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该领域面临的一些挑战，包括理论的杂糅，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如分析单位的不统一和景观符号的动态性。文章建议未来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最后对语言景观的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其中涉及语言符号展示方式的技术创新、增强现实，以及围绕语言竞争、语言权力或语言多样性、多语现象等方面的问题。人们期望语言景观领域将继续发展出新的创造性研究方法。

　　关键词 语言景观;地理符号学;语言政策;学术史

　　一、语言景观研究：发端与发展

　　我们身边，语言无处不在，它可见于商店橱窗、商业标识、商业横幅、液晶显示屏、官方通知、交通标志、道路名称等不同文本之中。很多时候，人们对其所遇见的“语言景观”并未给予太多考虑。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对公共场所标牌上的语言讯息进行调查和研究。

　　符号学研究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这种兴趣由来已久，但对语言景观的具体研究还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大量涌现，显示出学者们对此领域的研究兴趣在日益增长。

　　作为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对在公共标识上使用不同语言做出了规定。一些国家、省、市制定了具体的法规和法律措施，用以规范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加拿大1977年出台的《法语宪章》，它在魁北克省亦被称为《101号法案》。该法案中的一条要求广告必须使用法语这门官方语言，所有的商业標识也必须使用法语。不过，后来这些措施有所放宽。现在使用英语或其他语言也可以接受了，但前提是法语必须明显占据主导的地位。

　　罗森鲍姆、纳德尔、库珀和菲什曼(Rosenbaum et al. 1977)是第一批研究语言景观的学者，他们分析了耶路撒冷凯伦·凯美特街(Keren Kayemet Street)的标识语言、买卖用语和晤谈语言。他们专注于英语的传播，并区分了语言符号呈现的3个类别：无罗马字母文字;有少许罗马字母文字，但希伯来文字占主导地位;罗马字母文字和希伯来文字同等突出。每个类别各占约三分之一，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罗马字母实际上就是英语。罗森鲍姆等人(Rosenbaum et al. 1977：151)把英语的流行称为“势利的吸引力(snob appeal)”。

　　在20世纪，语言景观的相关研究并不多，但其中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比较引人注目。它也是被引最多的早期文献之一，由兰德里和波希斯(Landry & Bourhis 1997)撰写。他们为语言景观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明的定义：

　　公共道路标识、广告牌、街道名称、地名、商店标识，以及政府建筑物附属公共标识上的语言，共同形成了某一特定领域、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Landry & Bourhis 1997：25)

　　这个定义很好地抓住了语言景观研究的对象。然而，它仅列出了6种标志，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标识类型，如电子平板显示器、触摸屏和滚动横幅(Gorter 2019)。使用替代名称“多语言城市景观”(Gorter 2006)通常会显得更精确，因为正是在城市环境中，语言的使用最为人们研究关注。语言景观研究希望通过关注语言选择、语言等级、语言规则、语言指示性或语言读写等内容，来形成一个观察多语现象的新角度。

　　语言景观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地理符号学，即“对符号和话语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在该世界中的行为的社会意义的研究”(Scollon & Scollon 2003：2)。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是，只有考虑公示语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位置，才能真正解释公示语的含义。一般而言，标识的放置场所和放置方式决定了标识的含义。标识上的语言可以表示这些语言所属的社区(地理政治位置)，也可以表示標识的某个方面，而与所在地无关(社会文化关联)(Scollon & Scollon 2003)。因此，标识上的英文可能并不表示这里是一个讲英语的社区，而是用来象征外国的品位和礼仪。地理符号学为后来的一些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如Taylor-Leech 2012;Blommaert 2013)。

　　二、相关研究介绍

　　现在关于语言景观的著述越来越多，本节将概述该领域一些论文集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些文献在许多重要方面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

　　《多语言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的一期特刊促成了语言景观发展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领域，这可视为第一波推动力。这期特刊的内容随后被整合成一本包含6个章节的论文集出版，由戈特主编(Gorter 2006)。这些章节涵盖了来自以色列、曼谷、东京的案例，以及巴斯克区(Basque Country)和弗里斯兰省(Friesland)的比较。尽管这些研究视角并不相同，但它们都主要采用“定量-分布(quantitative-distributive)”的方法来分析语言景观。在以色列语言景观研究的案例(Ben-Rafael，Shohamy，Amara & Trumper-Hecht 2006)中，学者建议利用既有的理论社会学观点来丰富对“公共生活礼仪”的分析——因为在以色列随着地点的改变，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的使用程度也在改变。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自上而下”标识和“自下而上”标识之间的对比。泰国曼谷的“环境印制”研究案例探讨了泰语和英语的语码混杂以及英语传播的影响。霍伯纳(Huebner 2006)分析了不同的社区，并报告了各种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包括泰语、英语、汉语、阿拉伯语和日语。许多语言景观高度创造性地表现了语言混合、语言创新或语言杂糅的例子。巴克豪斯(Backhaus 2006)先是在论文集中发表了一篇关于东京多语种标牌的文章，随后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东京语言景观的综合性专著，这是第一本关于语言景观的专著(Backhaus 2007)。他的研究揭示了东京的多语种现实，因为20%的符号是双语或多语种的，所以东京的语言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同质。在他的理论框架中，符号的源起、符号的读者对象以及语言和文字的动态联系都得到了区分。巴克豪斯还表明，在分析城市多语现象方面，语言景观研究领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发展。塞诺兹和戈特(Cenoz & Gorter 2006)比较了两个欧洲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主导语言的相对地位。他们对西班牙巴斯克区的东斯蒂亚-圣塞巴斯蒂安(Donostia-San Sebastian)和荷兰弗里斯兰省首府卢韦特-勒沃登(Ljouwert-Leeuwarden)两个城市的主要购物街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东斯蒂亚-圣塞巴斯蒂安，55%的招牌是双语或多语的，而在卢韦特-勒沃登，这一比例只有44%。

　　推动本领域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来自肖哈米和戈特(Shohamy & Gorter 2009)主编的论文集，全书共21章。该书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展示了语言景观研究的潜力，解决了各种方法论上的问题，分析了语言政策以及身份和意识这一主题。该书还包含了质疑该领域定义和边界的一些章节，并为今后研究的前进方向和拓展途径提供了指南。该书的理论章节展示了一系列学科的应用，如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文化、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而方法论章节涉及标牌文本的作者认定、标牌语言分布地图的绘制方法，以及专有名称等问题。从加拿大和日本的国际比较以及意大利南蒂罗尔(South-Tyrol)的地域视角来看，语言政策是语言符号管理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些研究者将欧洲3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与非洲埃塞俄比亚一个地区首府的语言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关于身份和意识的几个章节表明，从语言景观的角度里研究语言标识的指示性、国家认同的构建，以及教育和旅游领域的语言意识，是完全可行的。很明显，这本书对其他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因为所有这些方法、观点和主题都可以在以后的语言景观研究中找到。

　　其他一些论文集的出版也有助于全球语言景观研究文献的稳定增长。由肖哈米、本-拉斐尔和巴尼(Shohamy，Ben-Rafael & Barni 2010)主编的多视角论文集重点关注城市语言景观。在引言中，“论文集诸位作者的共同兴趣是将语言景观理解为象征性地建构公共空间的场景”(xi)。全书19章中，有的涉及城市空间的多语实践，还有不少作者从权力的自上而下流动来讨论语言景观，展示了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布隆方丹(南非)、华盛顿唐人街(美国)、东斯蒂亚-圣塞巴斯蒂安(西班牙)、雷泽克尼(拉脱维亚)和基辅(乌克兰)等不同地方的权威力量。也有一些与语言景观涉及经济利益或社会利益问题，例如中国香港高价住宅群的花哨名称，以及对语言标识的商品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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