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在抵抗与考验中拓展新的可能

　　关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我们当下的研究，少有对语言层面的深度探索。我们发现，在现有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中，有的关注到中国作家的语言的外译问题。在这一方面，有两种声音曾引起学界的关注甚或讨论。

　　一是来自国外汉学家的声音。如顾彬，他在多个场合批评中国当代作家“语言太差”;又如葛浩文，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也有消极的评价。

　　二是来自国内译学界和文学界的声音。比如王宁就认为莫言获奖，有翻译家葛浩文的功劳，在某种意义上说，葛浩文的翻译提升了莫言的语言。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文学批评家李建军。他在论莫言获奖的文章中，认为莫言文字不好，是葛浩文的翻译“美化”了莫言的语言。所以，莫言才有可能获奖。

　　有关翻译与语言的关系，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对于翻译的本质与翻译的价值的探索，语言这一层面的思考似乎又很少，即使有，也似乎难以击中要害。

　　对于翻译的价值，翻译家袁筱一在媒体访谈中，曾讲过一段颇有深意的话：“翻译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不同语言间的新鲜撞击，刺激我们寻找语言的更多可能性。对于翻译来说，作品中最吸引人的恰恰就是对翻译的抵抗。只有抵抗才能带来语言的探索。”细细品味袁筱一的这段话，相信这并非仅仅是经验之谈，而是对于翻译价值的一种深刻的思考与新的探讨。

　　做文学翻译的人，大抵都有过“抵抗”的遭遇。最常见的情形是，原作中一些鲜活而独具个性的表达，在目的语中会遭遇极力抵抗，抵抗的原因有多种：因为词汇的空缺，难以找寻到对等的表达;因为原作的表达太具异质性，难以在目标语中寻找到相融的可能。面对原作对目的语提出的挑战，翻译者的态度与行为便显示出各种样态，有妥协的，有任意改造的，有归化处理的。但也有接受挑战的，在目的语对原作的抵抗处，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在异的考验中，在自我与他者的直接抵抗中，探索语言新的可能性，拓展新的表达空间。

　　以此角度去反观当下的翻译研究，当我们看到“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被标榜为翻译被接受的“灵丹妙药”，不由得会产生疑问：文学翻译，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去保持原作的表达个性，在语言的层面将原作的风格加以生动地传达?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个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

　　翻译的价值有多种，从语言的层面去加以思考去探讨，我们目前至少可以从以下诸家的论述中得到启发：一是鲁迅，他认为翻译的最大功绩在于通过翻译，吸引国外的新思想，输入新的表达，以改造国人的思维，丰富汉语的表达。二可参照赵元任，他翻译了不少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就出自其手。在他看来，他翻译这部书，主要是想试验白话文的翻译能力，通过白话文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所接受的考验，锻炼白话文的表达能力，让白话文在抵抗中成长，变得成熟而丰富。三是可以参照当代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所表达的观点。王小波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当代作家，他认为作为作家，其语言的学习与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家王道乾、查良铮的翻译，是两位翻译家的翻译作品中的语言表达给了他以滋养。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叶兆言，他对傅雷的翻译有一份独有的尊敬，因为在他看来，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让他看见了汉语表达的奥妙。

　　语言之于翻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于翻译而言，涉及的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渡问题。从一種文字出发，经过转渡，以另一种文字为归宿。如果说文学是文字的艺术，那么文学翻译，便是与文字打交道，是语言转换的艺术。在作家的眼里，语言是否有文学性，语言表达是否有个性，是衡量文学翻译成功与否最主要的标准。然而，作家们看到的是翻译的语言，翻译语言的文学性固然是评价的一条标准，但译者的翻译之于原作语言的关系，却是一般读者，包括不通外文的作家或批评家所难以评估与判断的，而文学翻译的研究，恰恰要关注的，或者说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一层面的问题。

　　讨论翻译的语言问题或语言价值，尤其思考当下我们所关注的中国文学外译问题，需要从文本出发，在微观的层面去发现抵抗的原因，触及抵抗与考验的张力，去观察抵抗的种种表现，在异的考验中，在语言探索的层面，去拓展翻译有可能为母语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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