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都草堂诗中的家园建构

　　摘 要：唐代诗人杜甫具有高度的诗礼文化自觉。他的成都草堂诗，用诗歌来言说自己在成都的居游体验。成都草堂作为杜甫避乱的隐匿之所，为其提供了求索人伦世界的宝贵瞬间。成都草堂也因此成为后人纪念杜甫的朝圣之地。

　　关键词：杜甫;成都草堂;家园建构;诗礼文化

　　《曹雪芹研究》(季刊)创刊于2011年，为北京曹雪芹学会会刊，是研究、介绍曹雪芹与《红楼梦》及其相关课题的中文学术期刊。

　　杜甫(712—770)是中国诗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与唐代诗礼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后迁居河南巩县。他一生创作了1500余首诗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深切的现实思考，故有“诗史”之称。杜甫生活在王朝由盛转衰之期。其时，国运衰颓，民生凋敝，儒学地位摇摇欲坠，礼乐文明走向衰退，亟待重构。

　　从传统中国伦理精神的角度来看，儒家先贤建构起了以“仁”为基准，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五伦”关系作为一切人伦关系的结构坐标。人伦道德规范的建立，是礼乐文明最重要的元素。饱读圣贤书的士人阶层，都必须依循“礼”的行为规范来进行社会互动。其中，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是士人阶层在社会互动时的主要语言形式。

　　杜氏一族代有闻人，在仕宦、文学等各层面均竭力彰显。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云：“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1]苏颋在《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中谈到杜氏先祖“世世冠族”，“皆文学俊异，无殒厥德”。[2]杜甫在《进雕赋表》中写道：“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3]因此，即便如今我們无法窥见杜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与处世方法，但家风渐渍的现实使杜氏家族成员世代以儒业作为职业取向，以儒家思想作为行为处世的准则，这一点是肯定的。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为初唐诗坛上的“文章四友”之一。杜甫亦以“吾祖诗冠古”[4]而感到自豪。他还向其子灌输了“诗是吾家事”[5]的教育理念。这种对于家族诗群的有序建构，促使杜甫自觉践履敦伦睦族理念。正因为自幼受到诗礼文化的熏陶，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杜甫能够主动承担起以诗歌来建构“人传世上情”[6]的重任。杜甫宦途失意。这与他的人生际遇、性情和时空环境有关。在“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7]的颠沛流离的人生旅途中，他发出了“吾道竟何之”[8]的感叹。他的《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9]句，道出的正是诗人对离散的亲人的强烈思念。“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10]的经历则使他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家庭生活。故而有研究者称杜甫为“家庭诗人”。[11]

　　杜甫自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入蜀，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夏离开成都。其《去蜀》诗云：“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12]这说明杜甫在成都生活了五年左右的时间。他在成都的居所位处西郭外、浣花溪畔的草堂。据统计，他在草堂时期创作了二百七十一首诗，占整个诗歌创作的百分之二十左右。[13]可以说，寓居成都草堂的这段时间，是杜甫人生中的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他的草堂诗反映的是一部游子回归家庭、重建家园的生活史。

　　作为传统儒者，杜甫的草堂诗作寄寓着他对仕途浮沉的感怀与对家庭人伦的理解。《寄题江外草堂》云：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惟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14]

　　这首诗是他在梓州时寄怀成都草堂而作，记录了他对草堂这一居停之所进行规划、营建与享受美好时光的片断。一、二联写自己不愿受到拘束而性喜山水，这也影响到他的嗜酒之癖和建屋选址。三、四联写因时逢战乱而避走蜀地，且因病无力大兴土木，只能就近选址营建简陋茅舍。房屋的面积从最初的1亩地逐渐扩展开来。五、六联写草堂始建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完工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耗时两年多左右的时间;由于财力所限，故而只能保证房屋坚固，无法追求美观。末了写房屋随地形高下和自然风景而未作修饰，平日生活里的杜甫也只有好友与妻子相伴，以垂钓消遣为乐。

　　可以说，成都草堂凝聚着杜甫治家的理想仪轨与现实调适。传统中国的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系统。就杜甫而言，长期的战乱使他在父亲、丈夫、兄长这些角色中对义务的履行并不到位，有时甚至是缺失的。例如，他在长安时所作的《一百五日夜对月》中，谈到“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15]的无奈。又如他与妻儿长期分居两地。在《月夜》一诗中，他写道：“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16]他也时常记挂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在多首诗中都流露出因兵荒马乱，道路不通而骨肉分离的伤感。《遣兴》云：“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17]《送韩十四江东省觐》云：“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18]因此，成都草堂的数年安定生活使杜甫享受到人伦世界中的片刻宁静与重要家庭成员的团聚时光。

　　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角度来看，杜甫举家赴蜀落脚的原因并非仅是喜爱成都浣花溪畔的景致。在人伦关系的互动实践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日常生活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和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唐书》云：“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诣其家。”[19]可以说，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依附于蜀地身居官位的至交好友能够给漂移不定的杜甫带来安全感，这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慰藉，更重要的是物质上的帮助。

　　杜甫初入蜀时，暂居于府西七里、浣花亭三里的草堂寺中。《酬高使君相赠》云：“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20]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诗看似寄托了诗人在寺院里居住时的寄人篱下之感。不过，如果我们翻检史料，就会发现，这座寺院其实“极宏丽”，寺僧“履空居其中，杜员外居处偪近，常恣游焉”。[21]除此之外，杜甫还得到一些故人和附近邻居的接济。第二年春天，他在城西的浣花溪畔的一块赠地上开始营建自己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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