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变异学与世界文学理论的新发展

　　摘要：在当今多元文化时代，比较文学的“危机论”不断高涨，国内外学界纷纷探寻新的出路，提出了很多思路和方法路径，其中世界文学和变异学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尝试。二者各具特色，都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知度，尤其是变异学理论，虽然产生较晚，但发展势头不容小觑。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它的出现是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的一个整体性补充。最后，本文提出，作为一名比较文学学者，我们不能唯西方学术论，在借鉴外国理论的同时，坚持本我立场，来思考和探索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未来之路。

　　关键词：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变异学

　　一 引言：在“危机”中前进的比较文学学科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拥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因其自身的灵活性，该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各种争议，有的甚至发展演化为所谓的“危机”。然而，争议与“危机”并没有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绊脚石。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每一次“危机”都最终转化成比较文学向前发展的一次转机。总体来说，截至目前比较文学学科共遭遇了三次大的“危机”，其中第一、第二次“危机”都分别被“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成功拯救，而身处当下多元文化时代的第三次“危机”还没有彻底解除，比较文学家们还在试尝百草，以期找到真正的灵丹妙药。

　　第一次学科“危机”由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endetto Croce， 1866—1952)对比较文学的责难为导火索展开。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只能算是一种不科学的比较的方法，不能够成为一门学科。面对这一质疑，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比较文学家们，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国学派”，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感召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秉承“比较文学应具有科学性、严密性与体系性”的观点，将研究的范围缩小，指出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是“国际文学关系史”①。通过放弃“比较”、注重“关系”，“法国学派”顺利消除了克罗齐引发的质疑，但正是这种“过于强调事实关系、忽略文学性”的做法，使比较文学陷入了第二次“危机”之中。

　　1958年，韦勒克(René Wellek)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指出了“法国学派”的问题，阐述了“美国学派”的观点，主张回归文学性。随后，“美国学派”的雷马克(Henry H. Remak) 进一步阐述，将比较文学定义为“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②。这一定义的出现，使比较文学成功跳出了“法国学派”研究的瓶颈，不仅回归了“文学性”，而且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但是，“美国学派”的研究也并非完美无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研究内容“千罗万象”，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新的麻烦。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使比较文学学科发生了改变，“比较”被无限放大，“文学性”被弃之一边;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性主义、跨学科研究等各种新理论的涌现，导致了学科的“泛比较文学化”。在这种学科发展态势下，一些比较文学学者如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注意到了当中的危险，提出比较文学再一次陷入了“危机”，并在某种程度上趋于“死亡”。于是，比较文学学者们纷纷反思，开始寻找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截至目前，比较文学学界已经进行了诸多努力与尝试，提出了很多思路和方法路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尝试分别是在西方学界获得“重生”的世界文学和中国学者提出的變异学理论。

　　二 世界文学——西方学者应对学科危机的新策略

　　1.多元文化时代下的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是西方学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应对策略，它不仅提倡回到文学研究，而且关注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性”元素，成为了近些年国际比较文学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出现了诸多对其进行界定的理论性尝试。比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其专著《文学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中指出：“真实的世界文学，除了杰作之外，还应包含边缘作家的作品。”③在探寻将边缘作家的作品纳入世界文学大厦的路径过程中，卡萨诺瓦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指出全球文学领域的不平等。与卡萨诺瓦异曲同工的是，美国学者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reti)也将世界文学描述成一个“不平等的整体”，认为“世界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变化的系统;正是这种变化性，将系统构成了一个不均衡的整体。”④莫莱蒂强调，他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不同于歌德和马克思所希望的“一致性”。在他看来，身处多元文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应该是由各种各样的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构成;这些作品不分国别，既有来自欧美国家的，也有出自非西方作家笔下的。与卡萨诺瓦和莫莱蒂看法不同，桑德拉·伯曼(Sandra Bermann)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 “专门研究外国文化与主体文化相遇的空间”⑤。苏源熙(Haun Saussy)更看重世界文学作为集合的概念，认为 “应该去发现全世界文学交流的结构，挖掘作为全球文学史的世界文学典范，探索文学流派的国际流传史。”⑥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指出世界文学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这种模式既适用于单独的作品，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可同样服务于经典名著与新发现作品的阅读。”⑦在达姆罗什看来，流通、阅读与作为有效阅读方式的翻译，是评价一部世界文学作品的关键因素。阿里·贝达德(Ali Behdad)与多米尼克·托马斯(Dominic Thomas)则把世界文学看作是一种“探索文学的流传、生产、接受和阐释新模式的框架”⑧。此外，谢平(Pheng Cheah)将世界文学描述成一种“制造世界的活动”⑨。

　　2.世界文学所被赋予的学科发展重任

　　在这股研究热潮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坚信世界文学可以解决比较文学学科的现有危机，成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比如，克莱门茨(Robert J. Clements)早在1976年就曾预言“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⑩。希利斯·米勒(Hillis J. Miller)也曾提过，比较文学有两个发展趋势，其中“一个选择是世界文学”11;后来他在2011年又专门撰文《全球化与世界文学》，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是世界文学的时代”12。 大卫·费里斯(David Ferris)也在2011年提出，“比较文学现在必须变成世界文学”13。在多明戈兹(César Domínguez)、苏源熙及比利亚努埃瓦(Darío Villanueva)看来，作为跨文学理论的比较文学将最终走向世界文学，因为“跨文学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为世界文学提供解释。”张隆溪的专著《从比较到世界文学》(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从书名到内容都明确指向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在他眼中，“当今世界文学的崛起绝对是一种趋势。”14总之，世界文学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趋势在西方学界已基本成为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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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论变异学与世界文学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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