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摘要〕 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对于新时代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文章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2010～2018年间国内“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经统计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时间虽短，整体发展态势强劲，聚焦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因、意义、价值、原则等方面;“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中国故事”“国际话语权”等是现有研究关键词，并将继续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但现有研究仍需完善，如术语混杂、概念界定不清、学科间互动欠缺、研究方法单一、受众分类模糊、研究视角广却缺乏深度等。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期为今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话语;话语体系;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可视化分析

　　引 言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同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2]。此后，习近平主席在重要场合多次提出加强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意义深远。放眼全球，中国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国际话语权与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不匹配。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仍然面临“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失语”困境。纵观国内，“对外话语体系”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必要及时了解其研究现状、把握研究趋势、发现问题，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为此本文对2010～2018年间知网收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对核心作者、知识基础性文献、核心机构进行统计，并基于关键词、突现词对研究热点、趋势进行微观分析，最后概述现有研究特点及不足，为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一、 研究方法

　　因“对外话语体系”属于新兴研究热点，目前成果数量有限。为保证所用数据的丰富性，本文以CKNI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高级检索主题词“对外话语体系”，选“或含”“中国国际话语体系”进行模糊检索，检索时间设为“不限”，得到254条结果。再经人工数据清洗，去掉重复文献、会讯、新闻、相关性小或不相关内容、大会发言等41条，最终获得数据213条。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学术性，本文只选取期刊文献，故剔除报纸报道。数据最后下载时间为2018年10月2日。由于检索结果首条数据为2010年，故时间跨度设为2010年至2018年，建成小型数据库(DWHYTXCNKI)，数据以Refworks格式导入CiteSpace软件。CiteSpace是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t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绘制一系列可视化图谱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3](244)，具有直观、定量、简单与客观等优点[4]。本数据库按照以下参数进行设置：每一年为一个时间分区，故Years Per Slice值设置为1。Term Source下默认全部选择，Term Type里选择Noun Phrases，并选Burst Terms以研究突现词，Node Types及数据选取标准选项中根据具体研究问题进行勾选，同时选择寻径算法。

　　二、 统计结果分析与讨论

　　以下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分析。

　　(一) 国内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总体趋势

　　通过对2010年至2018年检索所得213条数据进行分析，可发现如下特点。

　　1. 总体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2012年总体发文量少，年均不超过5篇;2013开始呈蓬勃发展之势，发文量由5篇激增到2015年的38篇，随后虽增势放缓，但稳步上升。说明“对外话语体系”这一研究主题被持续关注。

　　2. 研究群体

　　通过对研究群体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当前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趋势及集中领域。下面将对作者发文量和文献被引频次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群体特征和典型文献。

　　(1) 核心作者

　　由于“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时间短，总体数量少，故本文将阈值调低，以获取更多文献信息。低阈值的设置可使2010～2018年时区的被选文章增多，使统计更为广泛[5]。因此，此处设定阈值c，cc，ccv分别为(1，1，20);(1，1，20);(1，1，20)，时区选取为2010-2018，选取Keyword和Author 进行作者发文量及其所关注领域关键词统计，并整理发文数量超过2篇的活跃作者，结果如下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關注对外话语体系的学者中，袁赛男发文量最多。通过分析文献及关键词，可知其主要关注的领域在政治话语体系[6]、“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对外话语困境原因及中国对外话语权构建问题[7][8]。陈明琨、陶文昭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提出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对外话语内容[9]，另外他与徐艳玲也提出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意义、原则、目标[10]。李婧钰则从跨文化翻译角度探讨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11]。其他如陈明琨和徐艳玲[12]、蔡名照[13]、汪习根[14]、江时学[15]、刘泰来[16]、龙小农[17]等也从不同角度对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进行了详细论述。

　　(2) 高被引文献

　　为探究该领域的知识基础性文献，本文选取了CNKI数据库2010～2018年间被引频次高于15次的期刊及硕博论文。如表2所示，刘德定[18]和吴立斌[19]的研究成果被引频次远高于其他文献。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传播学、法学、翻译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

　　(3) 核心机构

　　本文对关注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机构进行了统计，发现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外文局、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北大学、中央编译局、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教学科研机构对该领域的关注度较高。从学科分布看，涉及政治学、传播学、翻译学。从机构间合作看(下图2)，仅有如南京师范大学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与中北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少数科研院所之间进行了合作。代表连线分布零散，且代表合作强度的连线粗细程度整体偏细，说明现有沟通的几所科研机构合作程度也不强。这些表明，学科间流动和交叉研究情况不佳，而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系统、跨学科的工程，需要学科、科研院所之间通力合作。

　　3.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热点

　　本文统计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所涉及文献关键词的频次及中介中心性，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以探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热点、重点领域以及演进趋势，以便直观把握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现状。

　　(1) 关键词总体状况

　　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提炼，如果关键词在某一领域特定时间的文献中重复出现，就可以视

　　为该领域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20]。参数设置中阈值选择Top50，即在每个时区中选择前50个高频节点。选择名词词组，运行CiteSpace，合并相似词，剔除无效关键词及联系不紧密的网络图，得到的结果如图3。可视化图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而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现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21]。图3显示关键词的自然聚类，网络节点数量为453，连线数量为1187，即关键词有453个，关键词共现关系有1187组。

　　同时，从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可以看出，关键词共现结构紧密，说明该研究课题有正在成为体系化研究趋势。颜色从浅色调向深色调过渡，即代表研究轨迹从早期逐步过渡至近期。从图3还可以发现，浅色调与深色调交错，过渡阶段不明显，这也可在下面的聚类图4中看到，说明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尚处于上升发展阶段，课题研究时间短，还需逐步完善。为进一步呈现热点和重要研究方向，下面将单独列出高频次关键词和高中介性关键词。

　　(2) 高频次关键词

　　表3总结了频次最高的前20个关键词。从下图4和表3可以发现，话语体系的结点最大，说明其出现的频次最高。其次是对外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话语权、习近平、一带一路、话语权、美国等。可见，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围绕话语传播、国家形象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实现、国家领导人的理念、特定的时代主题如“一带一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题进行。但统计高频次关键词还不足以清晰显示热点研究话题，有些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中介中心性不一定高，因此，还需要结合中介中心性值的高低来判定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聚焦点。

　　(3) 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是测量节点在可视化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CiteSpace通常运用该指标衡量文献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重点标注[22](18-19)。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类别。下表4总结了11个中介中心性值≥0.1的关键词，即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按照中介中心性值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西方媒体、话语体系为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

　　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高低与出现频率有所不同，结合表3高频次关键词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话语权、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西方媒体等词同为频率高且中介中心性高的词，这表明目前对外话语体系最主要的研究课题集中在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目的、意义、传播媒介和受众等方面。

　　(4) 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基于不同的亲疏程度可形成不同的聚类，识别这些聚类可以直观地廓清研究的各个热点子域[23](20)。对关键词以LLR(Labels by loglikelihood ratio)算法进行聚类可得出图4。CiteSpace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两个指标，它可以作为我们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一个依据。一般而言，Q值在[0，1]区间内，Q>0.3就意味著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S值在0.5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3]。图4中，网络模块度(Modularity Q)为0.8，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为0.9，说明该图的聚类合理。但同时各个聚类图块颜色区分并不明显，以暖色为主，再次说明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只在近期才呈现体系化发展趋势，整体发展时间跨度较短。再次，剔除聚类结构较差部分，可以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聚类主要包括文化传播、对外传播、国际话语权、中国故事等。CiteSpace生成的聚类规模越大，即聚类中包含的成员数量越多，则编号越小[23](20)。其中，文化传播为最大聚类，中国故事聚类最小。这说明从初期到现在，文化传播是学界持续关注的对象。

　　(5)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主题演进路径分析

　　时区视图的方法将相同时间内的节点集合在相同的时区中，关键词节点存在的时区是它们首次出现的时间[23](20)。为更清晰地呈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演进路径，我们运用CiteSpace中时区图(Timezone)列出对外话语体系关键词，结果如图5所示。

　　结合图4和图5，通过仔细研读文献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经历了一个过程：2010～2012年是话语体系意识形成期。此期间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为提升中国外交软实力进行了内向型争论与反思，对外话语体系的概念被提出并在后期逐步成型，但并未见有效的解决办法。2013～2015年聚焦国际话语权与对外传播。2013年是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关键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正式提出“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相继出现多个研究热点话题，如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一带一路等。但宏观论述多，至于对外话语体系究竟应如何构建，未见深入、细致探索。2016年至今，学者们着重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发文数量看，仅2016年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文章数量就超过了过去五年的总和。从研究主题看，这个阶段出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等热点话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国内对外话语体系未来研究趋势

　　共词(特征词或关键词)图谱，更有利于分析研究热点及热点的演变，尤其是突现词(burst term)的使用[3](248)。下表5是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近年来的突现度最强的9个词。从中可以发现，2012～2014年出现的研究前沿突发话题集中在话语权、西方媒体、政治话语方面;2014～2015年研究转向对外话语体系与国家的关系;2015～2016年出现了国际传播与话语创新的研究转向;2016年至今，开始转为对外宣传、中国梦、中国故事等新话题。结合其强度可见，政治话语、西方媒体、中国梦和中国故事突现度最强，其中中国梦和中国故事为最新研究转向(2016～2018)，因此未来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将有可能继续围绕中国梦、中国故事等议题进行;同时，结合图5及相关文献下载量，如唐青叶、申奥[24]在2018年1月-10月下载量超过1200余次，段光鹏[25]在2018年7月-10月3个月内下载量已超过80余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等概念虽然历时较短，发文数量少，但在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中也将持续展现其重要性。

　　(二)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困境与建议

　　综上所述，结合关键词的频次、中介中心性、聚类以及演化路径，我们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历时虽短，但关注度较高，成果突出，从提出问题到多维度探索，从宏观叙述向切实、具体的研究过渡;国际政治、国际传播、语言学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力，热点话题持续增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不断丰富。

　　1.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现实困境

　　纵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理论、应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

　　1) 在理论层面，术语庞杂混乱，标识性概念界定不明。“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國际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国家话语、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语言能力、国家修辞能力、话语权、国家话语权、国际话语权”等术语频现，这些术语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各有什么侧重?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是否就是为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话语体系的内容与构建是一方面，而表述及国际解读、接受是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层面的问题亟需详细梳理与解答。

　　2) 在应用层面，侧重官方话语，受众分类不清。对外话语的传播主体以政府官方为主，其研究对象也集中于对政府官方话语的回应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有何关系?“对外话语体系”所指的“体系”到底是什么?随着时代变迁，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哪些可变，哪些不变?“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聚焦外国受众，在话语传播过程中，是否要搞内外有别的“两张皮”?以上问题聚焦本体、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尤其是受众，理应成为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重点。

　　3) 学科间合作不强。话语体系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更是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和表达体系的结合，这三种体系处于完整的链条上，要真正做到融通中外，是非常复杂的工程[26]。但现有研究各学科各自为战，缺乏合作。从研究主体看，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传播学等为主力，国内语言学界对对外话语体系的关注度不够高。

　　4) 研究视角广，但深度有待加强。如果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简化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过程，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为什么”这个层面，即围绕对外话语体系的原因、重要性或意义、原则等展开论述，以宏观叙述为主，对如何构建却是泛泛而谈。

　　5) 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鲜有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我们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意义、原则等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鲜有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及其他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还未能提出一个系统、全面、行之有效的“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方法，需要就其宏观布局与微观建构做进一步探索。

　　2. 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对策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我们建议：首先，界定相关概念，厘清各种概念的异同，避免滥用，明确对外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理论体系、架构特征等。

　　其次，对我国现有话语体系进行评估。正如胡正荣[27]论及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时所言，讨论建构话语权或争夺话语权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评价中国在国际上到底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没有，那么是因为什么?如果有，这些话语权在哪里?之后才是如何建构话语权”。我们认为在建构对外话语体系过程中，也应先对现有的对外话语进行评价，明确其处于什么状态，他国对外话语体系现状如何，我国的对外话语体系与他国话语体系相比，差距在哪里?优势在哪里?同时，既然是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就要挣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了解西方话语体系特征，以及中国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内在关联性和独特性。

　　再者，对传播媒介、受众及受众反馈全程把控，因地制宜进行对外话语传播。关注海外受众新媒体使用习惯，利用社交平台进行分众传播，同时关注广大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受众，发掘、描述、阐释、评估国家符号化能力和话语实践的效力。

　　最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是跨学科的，需要学科间合作，搭建跨学科理论体系;并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把零散的独立案例研究成果提升为知识体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三、 结 论

　　本研究运用可视化方法，对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总体趋势、研究热点、未来走向进行了定量定性分析。研究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态势强劲，聚焦于“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热点话题，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新闻传播学等为研究主力，围绕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因、意义、价值等方面，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本文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为今后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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