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发表从女性主义视角浅释《喜福会》

　　《喜福会》描写了四对母女、八个女人的生活以及命运的一系列故事，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文学论文投稿：探究其中的女性主义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摘要：谭恩美是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喜福会》一经发表即引起轰动,获得了美国普通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本文从小说的叙事角度和作者对男权主义的批判两个方面,对《喜福会》进行了女性主义分析,希望藉此能为其他学者研究谭恩美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喜福会 谭恩美 女性主义 父权文化 压迫 反抗

 

　　自20世纪 70年代以来,反映 “边缘文化”的美国华裔文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凭借其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在美国文坛一举成名。该小说自出版后不断再版,曾雄踞美国畅销书榜达八个月之久,并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及1991年最佳小说奖。国内很多学者对《喜福会》这部小说的评论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母女之间的关系问题。但笔者认为以上两个方面并不是《喜福会》的真正主题,他们仅仅为小说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而已。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对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愤慨和对种种压迫的强烈抨击。本文即从女性主义这一视角来解读《喜福会》。

 

　　一、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手法

 

　　《喜福会》描写了四对母女、八个女人的生活以及命运的一系列故事。尽管这些故事相互交错,但母亲们的故事是发生在中国的,而女儿们的故事则发生在美国。如果说从母亲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旧时女性的命运的话,那么女儿们的故事则代表着现代女性的生活境遇。在这些故事中,女人们登台做主角,男人们要么不出现,即使出现也仅仅是女人们的陪衬而已。《喜福会》是一部描写女人的书,是一部为女人而写的书,并且也是由女人们来完成叙述这一任务的书。

 

　　长期以来,男性文本都采用一种以男性为阅读对象的叙述策略。因此女性形象在文学中,曾一度仅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和空洞的符号,不是作为主体从正面加以描写的。谭恩美颠覆了这一写作传统,创造了一个以母女关系为基础,以女性为主的世界。

 

　　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位母亲是吴素云,她是喜福会的发起人。在从中国的一个战区逃难时,她被迫遗弃了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同时战争也使她成了寡妇。后来她到了美国,重新嫁人,又有了女儿吴精美。

 

　　第二位出场的母亲是许安梅,但作者在这部分中讲的主要是许安梅母亲的故事:丈夫早逝后她又不幸被诱奸,不得已做了别人的四太太。为了让安梅不再过屈辱和不幸的生活,她在农历新年前夕服毒自尽。

 

　　第三位出场的母亲是龚琳达,她两岁时成为童养媳,结婚后由于丈夫不谙男女之事而备受婆婆刁难,最终凭借自己的聪明设计解除了婚约来到美国。

 

　　最后一位出场的母亲是英英?圣克莱尔,她善良单纯却嫁给了一个花花公子。当她怀孕时得知她的丈夫从没对她忠诚过之后,又生气又伤心,最终打掉了未出生的孩子。

 

　　谭恩美精心挑选的母亲们的故事,分别代表了旧中国女性最典型的四种婚姻情况:成为寡妇、妾、童养媳以及遇人不淑。许许多多的中国女性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一代一代地生活过来的。她们有苦,有泪,却无可诉说,无法逃避,在中国典型的父权制文化中她们只能默默承受,把痛苦当作女人的宿命接受下来。

 

　　女儿们的故事则与母亲们不同,她们生长在美国,拥有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自主。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在经济上独立的现代女性,能否真正实现自我。

 

　　吴精美是吴素云的女儿,倔强而善良。她认为自己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讲都算不上是个成功者,辜负了母亲的期望,也一直保持着独身。在母亲去世后,她终于理解了母亲的一番苦心,回到大陆找到了自己的双胞胎姐姐。

 

　　罗斯,安梅的女儿,曾经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婆婆的种族歧视,坚持嫁给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白人特德。这足以显示了她的主见,但她却一直让特德来决定家中的一切事情。她和丈夫的关系一直都是拯救者与被拯救者、施令者与听从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男权文化的特色――男尊女卑、男主动女被动。

 

　　琳达的女儿韦弗利自幼争强好胜,婚姻破裂后与新男友同居。她担心母亲的反对会毁了她和新男友的婚姻,希望能和母亲达成谅解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做。

 

　　英英的女儿莉娜认为自己在智力、能力等方面都不亚于丈夫,可她在与丈夫哈罗德的婚姻中却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莉娜追求的是在经济上与丈夫的绝对平等,无论婚前婚后都和他平摊一切费用。她出主意协助哈罗德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并为公司做出很多贡献,却仅仅因为她是他的妻子而得不到升职加薪。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两性平等。

 

　　在经历过妇女解放运动后的美国,女性的生活境遇应该是有所改善的。但正是对这些美国现代女性的描写,深化了谭恩美的女性主义思想。男权社会渗透于女性意识深层的自我贬低、自我排斥、自我抹杀的传统观念,已逐渐内化为她们的集体无意识。谭恩美想说的是:现代女性并没有实现与男性的平等,她们仍处于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只不过形式更加隐蔽罢了。这四对母女的故事,展现了华人女性从传统到现代的全部生活状况,抨击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

 

　　二、对男权主义的批判

 

　　法国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创始人西蒙?波伏娃曾说过:“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女孩们从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她们并不具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她们仅仅是被剥夺了自主权的、男性的附属品而已。“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有一种强制性,迫使妇女处于生活的底层,没有经济地位和闲暇时间,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妇女长期生活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之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这便是男性价值标准。”这样,女性逐渐沦为一种对象性存在,失去了自由意志,成为“第二性”。

 

　　男权主义是中美文化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小说中的四对母女几乎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旧中国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社会要求女性扮演富有牺牲精神的贤妻良母的角色,遵守“三从四德”的古训。琳达遵从父命,到婆家做了童养媳后,一心想的就是认真学做家务事,讨得丈夫和婆婆的欢心,不给家族丢脸。她还告诉自己:“天宇是上帝,他的意识高于我的生命。”这样,琳达完全达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沦为了为男性生活服务的工具。男权文化的侵蚀性,在于它使女性不仅成为其道德规范的接受者,并且成为其捍卫者。

 

　　安梅的外婆因为守寡的女儿遭到强奸而被迫成为姨太太,就将其逐出家门,并断绝了关系。我们不禁对安梅外婆的这种做法表示疑惑和不解,但顽固的贞操观念,这一男权社会判断女性价值的至高标准泯灭了她的母性,使她成为男权主义的帮凶进而去压迫自己的女儿。英英的奶妈告诉她,女儿家不能问只能听着,以这种方式把男权主义社会的妇道传授给她。

 

　　女儿们在美国的生活中,也同样遭遇到了男权主义。当韦弗利在唐人街的公园里找老头下棋的时候,他们表示不愿意和小女孩玩;当他们看到她能在男人擅长的游戏中表现不俗时很惊讶。莉娜这位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也无法逃脱传统观念的影响。“由于是在尊重男性优越地位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她现在仍可能认为应当把男性摆在首位;有时她担心如果她要求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会毁掉自己的家庭;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和谦让这两种欲望之间,她左右为难,终于被分裂了。”

 

　　莉娜出主意帮助丈夫创办了公司,答应只做个副手并只拿他工资的七分之一。她幻想用经济上的忍让和付出来换取丈夫的感情的做法,结果却令她逐渐失去了是非观念和自我意识,婚姻也岌岌可危。

 

　　谭恩美通过这些旧中国女性和美国现代女性的遭遇,向我们揭示了男权主义不但在过去压迫和摧残过女性,而且现在它也没有销声匿迹。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男权主义,需要现代女性用更加清醒的头脑、更加敏锐的目光去认识和应对。

 

　　三、结论

 

　　总之,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喜福会》的一大突出特点。谭恩美以其华裔女性的独特视角,通过对深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禁锢和压迫的旧中国女性和新时代美国现代女性的形象塑造,揭露了男权主义的隐蔽性和长期性。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颠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书写传统,构建了一个女性世界――为女性搭建了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舞台去展现喜怒哀乐。通过对母女两代人生活境遇的描写,谭恩美代表所有的华人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呼声,控诉了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给予女性以鼓舞和力量。浓重的女性情怀使我们仿佛听到了作者发自肺腑的呐喊:“女人,你的名字不是弱者,我为生为女人而感到自豪!”

 

　　参考文献:

 

　　[1]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年

 

　　[2] 谭恩美:《喜福会》,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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