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刘承干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中级职称论文范文

　　摘要：刘承干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原籍上虞)。浙江省吴兴南浔镇人。被鲁迅先生喻为“傻公子”。文章发表在《杂文月刊》上，是中级文学职称论文范文，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刘承干,南浔嘉业堂,藏书楼

　　刘承干不但藏书，而且还自己雕版刻书。前后计有《嘉业堂从书》、《求恕斋丛书》、《影宋四史》、《旧五代史注》等。另外他还大量地刻了被清政府列为禁书的《安龙逸史》、《翁山文补》等。

　　兵燹能够荡灭藏书家的所有收藏，战火也能造就新的藏书家，近代大藏书家刘承干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揭开其藏书业序幕的。他创建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的嘉业堂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瑞安玉海楼、海宁别下斋并称为晚近浙江四大藏书楼，而嘉业堂藏书楼更因为“插架缥缃”而使时人不得不叹曰：“惟衡明近日储书之富，嘉业殆不愧巨擘矣。”

　　嘉业堂主人刘承干(1882—1963)，字翰怡，号贞一。1882年出生于南浔。1911年，刘承干为“避难”迁居上海，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资三十万余，共得书籍六十万卷”，成为近代私家藏书的显赫人物。

　　那么，刘氏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从身无数卷而成为近代藏书量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家呢?

　　首先，刘氏藏书时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已经声势浩大，但私家藏书业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嘉业堂正是新旧交替历史时代的产物。

　　其次，湖州一带民间素有藏书之风，自古以来多藏书家，所谓“上自都门，下殆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就是最好的写照。项士元在《浙江藏书家考略》中也说：“以地域言，杭、嘉、湖、宁、绍五属为最盛，台、温次之”，而“嘉、湖之间，藏家尤盛”。根据吴晗的不完全统计，湖州历代入流的藏书家有沈约、丁朴等24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旧家大族纷纷避居上海，大量散卖收藏的古籍。一时之间，“藏书家与书贾，群视此为贸易之场。”而且，一些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齐集上海，使他藏书的鉴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缪艺风、叶昌炽、张元济、沈曾植、董涛、王国维、罗振玉、劳乃宣、吴昌绶、冯煦、况周颐等均为刘氏的藏书、刻书作出过贡献。

　　1910年至1924年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为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阶段。

　　由于刘承干购书出手大方，因此它的藏书多为书商主动送上门的，也有相识的藏书家介绍转卖的。常上门的书商有博古斋主人、绰号“柳树精”的苏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续传灯录二册，博古斋送阅”。有“书林怪杰”江宁人钱长美，有杭州人陈立言、李紫东，还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商，他们为刘承干送来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综而言之，主要来源于以下各家：

　　1、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艺风之守山、学津两巨编，亦归于刘”。 “艺风以精椠易米，翰怡持函目见示……，共宋本十四种、钞本四种”等。

　　2、郭调元的藏书。“南宋本班范两书，……本朝自艺芸书舍归于郭筠仙侍郎，翰怡专人辇金至长沙载归”等。

　　3、缪蘅甫东仓书库藏书。“翰怡出示群籍，皆书肆送来样本，太仓缪蘅甫旧藏也”等。

　　此外，归诸嘉业堂的还有吴县顾氏艺海楼、吴昌绶双照楼、王氏彊学簃的藏书等，至于其他小藏家藏书更是不胜枚举了。

　　在收购古籍的同时，刘承干还花费大量钱财请人抄书。其中以《清实录》、《清史列传》最为珍贵。《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当时全国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宫，1920年，刘承干雇人将此书抄录出来，据说，“抄校之费，殆近二万金”，这部抄本即为国内少见的副本之一。《清史列传》也是刘承干雇人从北京国史馆抄录出来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二千余篇传记未被赵尔巽的《清史稿》收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两部抄本价值极高，因此成为嘉业堂的镇库之书，人谈嘉业堂必言二书。

　　刘承干的刻书态度是严肃的，“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专家推荐以后，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然后请名人作序作跋。《吴兴丛书》的跋多侧重作者生平、所刊书的内容和得书过程。《求恕斋丛书》的序则重学术源流、得书刊印过程，而《嘉业堂丛书》的序偏重校勘之学。

　　那么，刘承干为何要将藏书楼建在离上海有二百里之遥的南浔，而不就近建于上海呢?这要从其“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的藏书目的来理解，而在宗族观念浓厚的刘承干看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隶之义庄，与宗人共守之”，也就是说，只有将藏书楼建在家乡，才能使藏书永远流传下去。

　　嘉业堂藏书楼的兴建，是刘承干藏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的藏书事业已臻于全盛，这种繁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34、1935年。在这一时期中，刘承干的藏书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藏书楼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作制度并对所藏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对外业务往来也达到了最高峰。

　　藏书楼落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纷纷闻风而来，刘承干则是来者不拒大量收购，藏书数量一日三增，至1930年左右刘氏停止购书时，总藏量已有二十万册六十万卷。那么，这些藏书有些什么特点呢?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第一，藏量丰富，号称六十万卷，其规模是其他私人藏书家所不及的。如宋代藏书量最丰富的鹤山学院藏书十万卷，明代大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和目耕楼所藏仅八万四千余册，大名鼎鼎的天一阁藏量也只有七万卷。再看晚清四大藏书家的藏量：海源阁盛时为二十万八千三百卷，铁琴铜剑楼十余万卷，皕宋楼十五万卷，八千卷楼一万五千余种。因此，时人说嘉业堂藏书楼“晖丽万有，倍足空前绝后”。

　　第二、藏书以明清诗文集为主。由于刘承干藏书的最初目的，一是为其生父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为完成继父《国朝诗萃》的编纂工作，故藏书品种的选择重在一个“用”字，而不是专重宋元版本之“收藏鉴赏家”。因此，成为当时明清文集的收藏大家，所谓“其时风气，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乎无人问津，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就楼藏分析，有明刊本二千种，“其中明人集部约六百种，许多为四库未收”。清刊诗文集五千种。而宋本“总计七七，复本五种”;元本“总计七八，复本五种”，重明清、轻宋元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藏书重史部、集部，轻经部、子部。藏书中经部计501部21411卷5648册，史部1685部56003卷2005册，子部1133部29052卷13021册，集部4482部83236卷34828册，这一特点自然也与其藏书目的密不可分。

　　第四、乡邦文献搜集丰富。楼藏地方志约有四千种，除去复本，计有1158部32522卷15957册。其中海内珍本有62种，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地方文献。

　　藏书楼成立以后，有职员四人进行管理：编目主任周子美，月薪30元，任职8年，1932年至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后，由助手施维藩(韵秋)接替。另有嘉兴人王善继负责刻制大小书箱和书橱并兼管庶务，二人月薪均为20元。还有刘承干的堂弟刘君实专司清点卷数、敲盖图章等事，月薪16元。工友四人，分管门房、厨房、花园和打杂，月薪10元。加上其他费用，书楼日常开支一年约为三千元，主要通过“置田若干亩，取息以为常费”来维持。

　　这一时期藏书楼的任务除了接待来宾、刊印书籍外，还着眼于编订书目和对外交流。早在藏书楼建立之前，刘承干已请人编《嘉业堂藏书志》，此书初由缪荃孙编撰，缪过世后由董康续任，董在缪稿基础上，一则作了大量的删削，二则着重于增补刘承干1919年以后新买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未完稿。

　　数尽则穷，盛满则衰，至1934、1935年间，刘承干已开始零星卖书，将宋刊蜀大字本《史记》、宋白鹭洲书院本《汉书》、一经堂本《后汉书》、宋刊元补本《三国志》、淳祐刊《窦氏联珠集》等书卖给了“专购宋元刻本”的宝礼堂潘明训。其它如藏书楼内部制度不够完善、刘承干兴趣全部转移到商业活动上均是造成藏书楼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日本的侵华更是加快了嘉业堂的中衰。

　　1937年杭嘉湖地区沦陷后，藏书楼工作全面停顿，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绝日本人所谓“驻兵保护”的要求后，刘承干通过贿赂伪军，于一日夜间用船将三万余册珍本运往上海寓所，其中大多为明刊本，其余也有清乾隆以前的版本。对无法运走的书籍均抽去第一册，并将它们藏入刘氏家宅的天花板之上。

　　这一时期，嘉业堂藏书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刘承干的几次大规模散书上。

　　第二批大规模卖出的是400余种明刊本，它们都是经买主张叔平精心挑选的，内中同样有不少善本，但其价值则稍逊于中央图书馆所购的那批书，现收藏于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库。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抗战时期刘氏大规模的卖书仅此二次，但零星卖书还有一些，如牧次郎到南浔向刘氏“要当地志书，因送湖州府乌程、归安二县及南浔镇志，价买《永乐大典》四十三册，计四万三千元”。这部《永乐大典》残本不久送到了满铁图书馆。

　　由于抗战时期藏书楼元气大伤，之后便一撅不振，庋藏混乱，图籍破损。1949年渡江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周总理妥善保护天一阁和嘉业堂的指示，留下一排战士专门保护藏书楼，陈毅并在攻打上海前专程视察了藏书楼。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接管了嘉业堂，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了大批工作人员来楼整理混乱不堪、尘封蠹蚀的藏书，经四个月的时间方才整理就绪。“造具清册时，共有书籍十一万余册，杂志三千余册，自刻书二万余册，木板三万多片，这就是解放时嘉业藏书楼的主要家底”。此后，嘉业堂一直是浙江图书馆的外县分馆。

　　如前所述，南京沦陷后，刘承干曾将三万余册古籍运到上海寓所，那么，这批书(除卖给中央图书馆和张叔平的外)在建国后的命运如何呢?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一部分书由刘承干或赠或卖与他的亲朋好友，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欣夫教授就得了45种。而大部分则分别归属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等处。

　　据华东师大周子美先生介绍，解放后刘承干收入减少，于是委托他和王欣夫找买主，因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向刘承干购买了一部分古籍。又据当时去刘家购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潘继安先生说，复旦图书馆曾先后三次购买了刘氏藏书。

　　第一次是1954年，刘承干以每本0.35元的价格出让清刊本2037种，其中经部132种，史部393种，子部160种，集部1133种，志部170种，丛部49种，不少为乾隆以前的善本。

　　第二次主要是抄本。其中以刘承干在民国初年化数万元从国史馆抄出的《清实录》、《清史列传》价值最高，成交价为6千元。

　　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分别于1958年从刘承干处购买了一些书。“北京中国书店李新乾同上海书店李大宸持叶荛城介绍信来，要看书。”天津中华书店的王仲珊也是由李大宸陪同到刘家的，“上海书估李大宸同天津中华书店王仲珊来，二次成交书籍。”在此之前，北京某国营书店也与刘承干成交了一批书，“北京书估葛鸿年由春藩同来，以《永乐大典》三十七册(按：此为刘氏抄本，非嘉靖、隆庆间抄本)售去，每册四十元，又明版《昭代典则》二十册一百元”。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盛极一时的嘉业堂藏书至此大概已经散失殆尽了。

　　综观嘉业堂藏书史，自兴起至衰落前后不过半个世纪，呈现出兴起得快衰落也快的特点，这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流星般的藏书过程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虽然辛亥以来还存在私家藏书赖以存在的基础，但要求废除旧式藏书机构，建立新式的公共图书馆已形成一种社会的趋势，如嘉业堂般的藏书楼已日益暴露出不适应时刊发展的弱点，三十年代，蔡元培参观嘉业堂后感慨道：“可惜太旧了。”就是对此的最好注脚。

　　其次，刘承干本人主要从事的是工商业，藏书不过是兴之所至以及为父亲编书而为，就总的情况来看，刘氏于三十年代停止购书后，已将主要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而对藏书业则过问较少，热情大减。

　　再次，藏书楼制度不严密，除了1925年至1935年全盛阶段人员配备较齐、分工较明确外，其余时候人手奇缺，几乎无人管理，正因如此，造成藏书的庋藏混乱。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嘉业堂兴衰的半个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跌宕多姿的五十年。嘉业堂藏书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衰落也是时刊发展的必然。尽管刘承干想使他的藏书“世守勿替”，但服务对象相对狭窄的私家藏书楼其生命力是不会持久的，它必然被服务大众的新式图书馆所取代。

　　中级文学职称论文发表：《杂文月刊》是我国惟一刊登杂文、随笔、小品、漫画、讽刺小小说、杂文学术文章，转载其他报刊杂文精品，并在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杂文类综合性杂志。2004年改为半月刊，分别以“原创版”、“文摘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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