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学论著翻译规范技巧文学论文期刊网

　　摘要：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文章发表在《黑龙江史志》上，是省级文学论文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汉学论著,论著翻译规范,翻译技巧

　　1947年，美国数学家、工程师沃伦·韦弗与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安德鲁·布思提出了以机器进行翻译(简称“机译”)的设想，机译从此步入历史舞台，并走过了一条曲折而漫长的发展道路。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 “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 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 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 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 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 principal palaces were arranged on a northsouth 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 。“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 “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 in Sinology)”。“L·S·杨”即杨联陞。1 “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H.Giles)把它翻译成“An Excursion Below the Red 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 Excursion to the Scorched 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陞“Excursion in 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 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 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2. 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闇丛书》排成《双梅景闇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

　　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为辑补，所增约得原文之半。与桑原之作，或相比证，或为匡弼，似不妨并存之。

　　遂不辞续貂之诮，逐条附之，缮写一书。”试举一例，页10，注2“市舶司之职掌”下译者列补注1：“裕菁按日本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于桑原有反驳文，载大正七年七月《史学杂志》。兹略举其关于市舶司及市舶使者于下。(后略)”

　　又冯承钧译法国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名著《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21年?)，因原著人名、地名失考、遗漏、译法矛盾处甚多，因而在《序》中记到：“此书所采中国史文，……其似属脱文者则为补入，用括号以别之;其错误明显之处，则为改正;稍有疑义者，则另条录于附注之中。

　　总之，研究虽然不包括在翻译规范化之中，但它是译文质量和译文规范化的保证，也是汉学论著翻译理论探索的实践者。

　　综上所述，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进程是学界对外交流走向成熟的标志和必由之路。译著规范的内容和原则应该在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深化，同时需要关心汉学发展的所有学者的努力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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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中国制度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关于汉译中的意译法问题请参见王小曼《试论汉译外来词与汉语特性的关系》，《汉学论丛》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0-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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