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际汉学趋势偏向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网

　　摘要：国际汉学，指中国学研究全部范畴，具体表现“在各国及其公民之间或中间、关于各国的交往、由两个或更多国家参加、两个或更多国家共有的汉学存在研究格局(日不落语)”。文章发表在《长江文艺》上，是文学期刊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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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汉学，包括世界汉学和国内汉学两部分。二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这一变化自有其必然与进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

　　第一节。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说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 Remusat)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

　　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 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叶理绥(S.Eliseeff)，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 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第二节。方法与文献

　　然而，西洋汉学正统的语文学方法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在巴黎学派内部，率先起来纠偏的便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葛氏是汉学家沙畹和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im)的学生，并深受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响。他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杜氏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 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其评价也低于伯希和等人，认为所致力于上古遗留经传的考订，进步甚大，但是中国学者向考据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去，不免往往太走远了一点。

　　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我该当立刻的说：引起这种考据批评的精神一点也不是实证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评。这种批评的缺点是：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他的原则都是一种用理智眼光来考究圣经的原则，而从来便未尝致疑于这种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适当的。

　　因此，他倡行将社会学分析法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等著作，开创了西方汉学崭新的社会学派。

　　葛兰言的新方法，有人概括为伪里寻真或伪中求真，乃是将历史学的内在批评、社会学的同类比较和事实分析三法并用。对于古代文献记载，其看法是：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事的人的心理是确定存在的。他从文献中所搜寻的事实，便是后一类型的社会事实，然后应用社会学观点，对于事实作一精细的、比较的与全体的分析，以便从中自然而然呈现出一种说明来。

　　依照杨的看法，其《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一书的绪论，不仅是葛兰言方法论中一个很好的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的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而首当其冲的对象，便是伯希和、高本汉等人所代表的正统语文学派。这一派从沙畹以至于伯希和与马伯乐，可谓登峰造极。其特长与弱点，已均暴露无遗。……社会学派的最大贡献即在乎方法。亦正是这样的方法，乃最能济语文学之穷而补其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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