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失衡核心因素及对策

　　摘 要：近年来中国对日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中日旅游服务双边贸易雪上加霜。后疫情时代推进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尤为重要。基于21世纪中日旅游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结合贸易理论及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动机及影响因素，认为重叠需求引导下的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经历“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中国逆差持续扩大的失衡态势;而中日国际旅游市场规模差异、市场开放差异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是引致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失衡的三大核心因素。显然，后疫情时代中国急需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建立国内旅游新优势，提升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

　　关键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贸易失衡;影响因素

　　近年来，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大量涌现与使用，众多服务的提供形式发生改变，极大地改善了服务产业的可贸易性，促使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取代货物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贸易形式①。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更显重要。而作为传统服务贸易代表的旅游贸易由于受贸易摩擦的干扰较小，因此大力发展旅游贸易成为各国缓解新贸易壁垒、对冲贸易风险的重要手段。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国际旅游业，使国际旅游贸易发展跌入冰点。在2020年9月举行的北京服贸会上已经提出将国际旅游看成新时期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可见，后疫情时代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恢复与重启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目前中国处在经济发展转型期，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尚未完成，资本密集型服务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占优势，因此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旅游服务贸易依然是中国获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着力点。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力发展旅游服务双边贸易，扭转旅游贸易失衡，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将是今后的重点课题。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其先天的地理区位和文化融通使其成为中国重要的旅游伙伴国。进入21世纪后，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出“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变化特征，同时两国所处贸易地位逐渐发生改变，表现为

　　日本旅游服务出口不断上升，由逆差方转变为顺差方;相反中国旅游服务进口持续扩大，由顺差方转变为逆差方。近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旅游贸易逆差呈现出扩大趋势，加剧了贸易不平衡性，不利于两

　　国旅游贸易持续健康的发展。基于中日旅游服务发展现状及特点，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深入研究影响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的核心因素，提出后疫情时代中日两国重构旅游服务贸易秩序及改善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不平衡的对策，为实现中日旅游双边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对冲国际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提出新思路。

　　一、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服务贸易一词最早出现在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签署的东京回合协议中，主要指服务行业部门的产出对其他国家居民的出售，1986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服务贸易谈判将其进一步界定为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几种形式。产业内贸易由Balassa[1]提出，描述同一产业的产品发生国家间贸易的现象，Grubel&Lloyd[2]出版的《产业内贸易：异质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中将产业内贸易概括为国家间相关产品的双向贸易，并提出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来测度其产业内贸易水平，成为研究产业内贸易较为系统的理论。由于服务贸易对交易媒介便利性的要求较为严格，早期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集中于制造业领域，而后Markusen[3]、Francois[4]、Wong[5]等从生产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重叠需求等理论角度解释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动机，成为研究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基础理论依据。

　　基于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动因，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如Donghui Li&Fanborz Moshirian[6]、Fukao[7]分别从新贸易理论和跨国投资的贸易效应出发，指出人均收入水平、要素禀赋、市场规模以及市场开放度、海外直接投资等因素是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在研究旅游服务产业的国际贸易时，Nikolaos[8]、Robertico[9]、李馨[10]、晁文琦[11]等围绕旅游消费者由于收入和成本因素导致的相似需求以及消费偏好的变化进行研究，即从客源国收入水平、交通成本、汇率波动、旅游市场规模经济以及服务贸易壁垒等角度揭示了引起旅游服务贸易变化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客源国与目的国的自然资源、文化以及政治等角度解释了两国旅游产业内贸易的核心因素，如王朝辉[12]、寇晓慧[13]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中国与东盟(王磊、梁奎)[14]、美国(晁文琦等)[11]、韩国(王诏怡)[15]的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情况，从区位条件、产品差异、相互需求等角度探析两国间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影响因素，而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研究大多基于贸易现状及竞争力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杜伟[16]指出，进入21世纪后中日旅游活动发展显著，形成了以政府为主轴，双方社团为依托的区域间多层次、多渠道旅游网络，双方旅客交往更为频繁;郑钰泓、刘畅[17]分析中日旅游基本现状，认为当前中国旅游服务出口仍存在较大潜力，中国要注重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从文化、信息化等方面入手搭建智慧旅游战略，吸引日本游客入境旅游消费。

　　综上所述，目前以中日旅游贸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且少量研究也以描述双方贸易现状以及旅游市场国际竞争力比较为主，而从中日旅游服務双边贸易的视角，尤其是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中日旅游服务贸易核心因素的研究甚少。因此，文章基于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采用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深度剖析造成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的核心因素，补充和拓展中日旅游产业内贸易理论及实证研究范式，为后疫情时代推进中日旅游服务贸易规模，改善其失衡状态提出有益的对策。

　　二、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特点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旅游服务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直观地表现为国际游客数量的大幅提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加入WTO，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也带动了旅游服务产业体制改革，旅游服务贸易产品体系更加系统、专业和规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国际旅客入境人数由2003年的1140万人次上升至2018年3054万人次(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短暂下行)，整体维持稳步上升趋势。然而2010年以来中国旅游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由旅游贸易顺差国逐渐转向逆差国，如图1所示，中国出境旅客数激增，带动旅游服务进口额迅速攀升，旅游贸易开始出现逆差，且规模持续扩大。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旅游服务贸易起步较早，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形成，促使国民收入水平激增，使出境游达到高潮，导致日本旅游贸易的逆差。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把促进旅游服务贸易作为摆脱经济衰退，拉动内需的重要措施，提出了“观光立国”的国家战略：2003年制定了“赴日旅游人数倍增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采取简化、放宽签证流程与条件、扩大消费税免税范围、提高宣传力度等。期间，仅金融危机和福岛核泄漏事件引起暂时性下滑，整体上旅游服务出口获得稳步增长。如图2所示，近年来在“新观光立国计划”引导下，各项措施进一步落地，国际旅客入境人次大幅提升，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开始获得旅游贸易顺差，扭转了长期逆差的局面。

　　毫无疑问，中日两国的丰裕旅游资源以及地理相近等自然条件成为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基础，而两国深厚的文化渊源也成为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润滑剂。进入21世纪后中国赴日旅客数持续增长，尤其是2014年以来在外部旅游环境改善和内部收入水平提高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赴日旅客以及消费水平获得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如图3所示，日本赴中国旅客数在2008年之前获得稳定上升，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负向影响，使得日本赴中国旅客数出现下滑，虽然之后短暂回升，但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泄露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创，日本国际旅游消费动力受阻，赴中国旅客以及消费水平小幅下降，近几年基本保持稳定。

　　根据Grubel&Lloyd于1975年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方法，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表示为G-L=1-|Xcj|-Mcj|Xcj+Mcj|，其中Xcj、Mcj

　　分别表示中国对日本和日本对中国的旅游出口规模由于中日两国未公布分国别的旅游服务贸易额，此处采用估算：中国对日本旅游出口额=日本赴中国旅客人次*日本出境旅客平均消费;日本对中国旅游出口额=中国赴日本旅客人次*中国出境旅客平均消费。。

　　如图4所示，21世纪以来中日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提高，在2014年达到最高值后逐步下滑。以产业内贸易指数(G-L=0.5)作为划分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标准G-L指数通常是介于0与1之间，G-L指数越高表示产业内贸易程度越强。当G-L=1，表示a、b两国在j产业上完全为产业内贸易，当G-L=0，表示a、b两国在j产业上发生的贸易完全为产业间贸易。当 0≤G-L<0.5，表示两国主要发生产业间贸易; 当0.5≤G-L<1，则表示两国主要发生产业内贸易。，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2013年之前处于中国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2013—2016年处于产业内贸易阶段;之后处于日本偏向出口的产业间贸易阶段。具体来看，3个时期日本赴中国游客的数量和消费较为平稳，显示近年来日本游客出游性质较为稳定，而3个阶段均以寻求互补性风景资源为目的的旅游为主。然而，中国赴日旅客却在3个阶段的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出游目的。第一阶段为2013年之前，中国游客多以追求互补性风景资源为目的，具体表现为中国赴日本旅客人数不高，且消费水平较低;第二阶段为2013—2016年期间，中日游客在体验风景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在旅游地购物、娱乐等，具体表现为中国赴日本游客年轻化，游客数量急速上升，旅游消费水平也相应得到大幅提高;第三阶段为2016年之后，游客年轻化趋势加强，其数量猛增，呈现出旅游活动需求更加多元化的新趋势。

　　与中日旅游贸易发展呈现出“产业间—产业内—产业间”的变化相对应，中日两国的贸易差额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21世纪初期中国旅游服务出口规模较高，中日旅游处于产业间贸易阶段，呈现出对日旅游贸易顺差，表现为非平衡贸易状态;随着中国赴日本旅客数的不断增长以及旅客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旅游贸易进入产业内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在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中所获得的贸易顺差逐渐收窄，两国贸易状态趋于平衡;近年来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地位开始逆转，中国呈现出对日旅游贸易逆差，并具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贸易失衡加剧，两国旅游服务贸易也重回产业间贸易。相反，日本在中日旅游贸易中由逆差转为顺差。根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8年中国赴日旅客消费支出近千亿元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2018年度访日外国游客消费动向调查结果》，https：//www.mlit.go.jp/common/001268656.pdf.访问时间：2020年10月15日。，而日本入境中国旅客消费水平较低。显然，近年来中日双方旅游贸易结构由平衡转向失衡，阻碍着两国旅游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阻断了人际交往，使全球旅游贸易进入寒冰期，2020年前8个月国际入境旅客数量下降了70%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晴雨表》， https：//www.e-unwto.org/doi/epdf/10.18111/wtobarometereng.2020.18.1.6，20.訪问时间2020年10月15日。，中日两国的旅游贸易同样陷入“瘫痪”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旅游部和日本观光厅的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入境旅客数下降87%，2020前8个月日本入境旅客数下降82%。显然，新冠疫情对中日两国旅游贸易产生重创，但也成为重构两国旅游贸易体系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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