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论文刊发浅谈什么是一口通商及它的管理制度措施

　　摘要：因为贸易的需要，每年外商在广州都要住上一段时间。为防止与华人接触，外商成为清政府的防范对象。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如不能携带武器进入广州;不得在商馆内雇佣华人做事;出入不能乘轿;不得在珠江中划艇作乐;不得逾越十三行范围;不准外国妇女入住广州;贸易任务完成即乘原船回国;不得在粤过冬等等。这些措施戒备十足，其中有些不近人情，防范之心，昭然若揭。

　　美国人威廉·亨特于1825年13岁时到广州，他在中国生活长达40年，对中国社会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其所著《旧中国杂记》中专门有一篇《海幢寺》，以一个外国人的视野观赏这座岭南名寺，记述当时海幢寺的殿堂建筑、园林景色及寺僧活动与生活。文曰：到商馆对岸河南的大庙一游，总是很有意思的。这座庙宇是华南各省中最漂亮的寺庙之一。每到晚上，和尚们约有200—500人，聚集在三间一排大殿上诵经。一系列大而漂亮的殿堂或独立的庙宇，都建造在石砌的平台上，殿前有宽阔的花岗岩石阶，周围是低矮的石头护栏，由花岗岩的石柱分开，石柱支撑着上面的屋顶。僧人的住处与大殿分开，并排地列于东西两侧，长度与寺相等。住持的屋子也和别人一样，朴素而舒适，有一间会客室，陈设着好的家具，另一间相邻的屋子里有一个供着佛像的神坛，佛像前有永远点着的线香，还像通常一样，有一盏长明灯。我们跟这位“首席僧人”混熟了，有几次他请我们共进早餐或吃晚饭，吃他那无与伦比的食物“斋菜”和水果。餐桌上总是摆满各种鲜花，而且总有人很好地伺候。寺庙附属的花园非常广阔。花园里一个僻远的角落，有一座带屋顶的小建筑物，僧人死后遗体在这里火化。它的近旁还有一座有金字塔形顶盖的花岗石陵墓，他们的骨灰就存放在这里。

　　但这些外国商人远洋而来，久处船上，生病是常事，到广州后又被限制在狭小闷气的商馆里，有碍健康，时有烦言。乾隆末年给予体恤，准许外商在每月的初三、十八两日过江到河南的海幢寺和陈家花园郊游。后来陈家花园荒废，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两广总督蒋攸铦批准外国商人商人游览广州请求，准令：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对外商开放3次，每次只限10人，要携带通事，只准到海幢寺、花地闲游，日落之前要报明回馆，不准饮酒滋事，不准在外过夜，如有违反，一经查出，定将行商、通事从重追究，该外商此后不准再往闲游。

　　外国商人把海幢寺视为广州最重要的寺庙，这是因为他们和这座寺庙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季节，他们从澳门来到广州十三行交易，按当时规定，大多数时间呆在商馆，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只能按例来海幢寺、花地湾游玩。恰逢城里的人和信众乘船过江到海幢寺礼佛并游玩，一时十分热闹。由于当时的情况，反而造成了海幢寺的鼎盛。这个佛家的幽雅之地，居然成为广州最早对外商开放的公园、寺院。

　　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是西方人在中国“唯一有感觉的城市”，不少西方商人和游客曾在广州写下游记、杂记。在他们心中，没有哪个寺庙像广州海幢寺那么知名。作为清政府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所，海幢寺长期为外国使团和外商唯一可以活动的园林、寺院，也出现在西方人的传记和绘画中。明清以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中国经商、传教、旅游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其中大多经过广州再北上。其中一些人用文字、绘画等方式记述了在当地的所见所闻。这些文字与艺术作品，生动详实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感受。

　　一是一口通商后，随着外贸的发展，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众多国家的外商日益增加，广州正逐步成为一个国际性城市，城市也在扩大发展。原处广州近郊的光孝寺、六榕寺也已逐步湮没在喧闹的尘世之中。而位于珠江南岸与十三行区隔江相望的海幢寺及其近邻的伍氏家族花园就成为外商休闲的好去处。

　　二是海幢寺所在的地方，原来就是一座后花园。后来在里面建了寺院，还保存着原来花园的特色。海幢寺以其寺庙庄严、殿堂雄伟、环境清幽、园林优美而成为岭南名刹之一，它保持着幽深清净的禅境，最为僧人、善信、游人所欣赏。

　　三是这里的高僧从建寺开始，便很注意保留并发掘其花园的特色，并逐步完善了园内景观，吸引了当时岭南所有官宦文士的眼球。

　　四是当时这一代开拓者思维活跃，独具慧眼，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中华建筑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有很高的感悟。在以后近两百年时间内成为清廷两广最高地方长官对外开放，与外宾、外商会晤的接待基地，莫不与这种文化氛围有关，与海幢寺历史上的开放性传统有关。

　　一口通商时期为海幢寺全盛时期，这里高僧云集，寺院香火鼎盛，信众规模宏大，亦为岭南名人雅士修禊雅集之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一再成为两广总督指定专为外国商人游闲消遣之地，更为罕见的是两广总督接待英国、荷兰政府使团不在官署而在海幢寺，海幢寺成为在封闭王朝中最早对外开放的场所。

　　19世纪初期，来粤俄罗斯人游览了海幢寺，并留下了行程记录。1806年初，首航广州俄船“涅瓦号”船长里相斯基趁船只停靠黄埔卸货买卖之际，随保商派遣的陪同前往这座广州最大的庙宇游览。里相斯基参观了主要大殿后，在寺庙的食堂用了餐，随后参观了寺庙的猪栏。里相斯基做了这样的记录：“饭后领着我们到了一个关着20头猪的非常干净的地方。这是居民送给寺庙的，而我不知道何以会赐予它们这样一种神秘的地位。其中一头大约已经30岁，它老得连走路都费劲了。”这无疑印证了猪仔替身出家海幢寺的传说。最后，里相斯基参观了海幢寺的菜园和墓地，傍晚时分才回到驻地。这是俄罗斯人首次出现在广州这家唯一接待外国人的佛寺，也留下了俄罗斯人对这座岭南名刹的最早记录。

　　1838年9月，法国画家波塞尔(1809—1877)和十三行商人一起游览海幢寺后绘画了设色的石版画——《海幢寺》，大小为29厘米×43.4厘米。波塞尔在其1838年10月1日的日记中说：“我曾到过此庙宇多次，庙外喧闹声震耳欲聋，而庙内则万籁俱寂，气氛肃穆，使我顿然有出尘之想”。

　　西方画家阿罗姆也曾画下清代海幢寺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供奉着三尊大佛，居中的是释迦牟尼，两旁的是他的门徒文殊师和普贤师。在阿罗姆笔下，清代的海幢寺向北是珠江码头。当年海幢寺坐落在珠江边上，潮水直拍庙墙，香客可以从北岸乘船来寺。登上码头，一级一级的沿石阶直进山门。庙前有一颗古老榕树，大树上有旌旗摇动。

　　丹麦安徒生童话中也有故事跟海幢寺有关。安徒生系列童话《没有画的画册》于1840年出版，讲述安徒生听月亮讲世界各个城市的故事。其中第27个晚上，月亮告诉他，从天空中望到一个中国城市，有一个青年和尚坐在庙宇的香案前愁眉苦脸，因为他尘缘未了，在想着心中的姑娘，而同时，在一个花园中一个小脚姑娘正在看着鱼缸中的金鱼。如何来解读这个故事?从和尚的名字suihong的中文译文瑞虹推断，这则童话与广州有关。因为瑞虹的读音就是广州话的瑞行——瑞典商行。当时的丹麦商行与瑞典商行相邻，可知和尚为海幢寺的，而姑娘则是行商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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