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绿色理念下如何提升工业生态效率?

　　内容提要：在开放与绿色发展理念下，选择全国30个省市及自治区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组合、FDI结构和工业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工业生态效率呈下降趋势且区域差距加大，东部地区下降最为明显，空间分布呈“俱乐部”集聚特征，高效率省份多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其余省份表现为中等效率与低效率，分布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且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较大，两类环境规制对FDI结构优化显著，通过提升FDI质量和倒逼创新效应提高工业生态效率;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直接与间接作用在各地区均成立，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直接促进与间接优化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成立，而在西部地区不成立。因此，应当加强污染型工业行业环境监管力度，规避污染型FDI进入，改善外来投资环境，优化公众参与制度，提升公众环保意识。

　　关键词：工业生态效率;环境规制组合;FDI结构

　　作者：董会忠

　　绿色发展理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思想，绿色经济模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生态效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对我国经济重心由“速度领跑”向“质效优先”转变至关重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型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推动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长期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求，导致我国外资结构以低端型引资为主[1]，使得外资带来环境污染效应大于技术溢出效应，抑制生态效率的提升。在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挑战下，环境规制成为提升生态效率的重要手段。本文就环境规制、FDI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为我国生态效率的提升提供新视角，以期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与工业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环境规制能够影响工业企业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而对工业生态效率产生影响。早期研究存在两方面观点：一是“遵循成本”观点，认为环境规制能够迫使工业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提升环境效益，但短期内企业无法适应严格的规制强度，高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会占用流动资金，阻碍企业生产绩效的提升，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降[2]。二是“创新补偿”观点，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会促进企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产生收益能够弥补环境治理与技术创新费用，实现对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促进[3]。而部分学者通过面板平滑模型[4]、面板门槛模型[5]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存在“U”型、倒“U”型以及倒“N”型等非线性关系，以及环境规制在不同行业中存在异质性影响[6]等结论。

　　上述观点主要围绕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直接作用，而环境规制还会通过中介机制对工业生态效率产生间接作用，与其他影响因素存在交互关系。现有文献多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展开研究，如申晨等基于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分析了環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两种渠道对区域工业环境效率的优化作用[7];孙早和屈文波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提升区域能源效率。然而以上研究缺乏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研究，自生态文明建设被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来，地方政府逐渐转变“唯GDP论”的发展理念，环境规制被地方政府作为规避低端外资、争夺高端投资的博弈工具，导致部分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地区沦为污染型行业FDI的“污染天堂”，少数文献探讨了环境规制在FDI中的中介渠道，如丁绪辉、张倩倩、郑翔中等学者基于环境规制下分别研究了FDI与环境质量[8]、能源利用效率[9]的关系，但缺乏环境规制、FDI与工业生态效率关系的研究。

　　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已有文献所建立的计量模型多是建立在要素物空间相关的假设上，忽略对空间溢出效应的考虑，会导致实证研究结果出现偏差;(2)环境规制存在复杂性，仅从单一规制工具分析会导致所得结果过于片面，缺乏多元化环境规制的深度剖析;(3)环境规制与工业生态效率的研究侧重于二者直接联系，缺乏中介因素等作用机制的综合分析，尤其是在“污染天堂”与“污染光环”假说下，环境规制对外商投资调节作用机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30个省市及自治区2008—2017年工业生态效率，采用Kernel核密度模型与聚类分析进行工业生态效率动态演进与效率分布分析，基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多元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以及FDI结构的中介作用，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的大小、方向以及传导机制，为制定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假设

　　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合理的环境规制会为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工艺流程改进助力，实现对环境与经济绩效的双重驱动。Maruf[10]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和减排技术创新，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方向发展，优化生产地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效率;另一方面，规制强度提升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生产所用资金从企业总资产中转移，导致企业生产规模缩减，企业生产率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与企业效益，为生态环境的改善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普通民众作为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隐形约束，对企业施加环保压力，表现为企业污染行为曝光、媒体舆论施压、抵制劣质产品等，迫使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和设备更换，消除群众对居住地环境问题的不满，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公众更倾向于选择绿色产品进行消费，而绿色产品需求作为市场信息会反馈到上游企业，促进绿色生产的推广，解决低端产品带来的污染物排放、资源过度消耗问题，提升当地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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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开放与绿色理念下如何提升工业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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