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投入对在华外资再投资的影响

　　摘 要 随着全球引进外资的竞争加剧，关注在华外资“再投资”对充分利用在华外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2013-2016年商务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和上市公司数据库进行匹配，获得166家中国上市外资企业的母子公司面板数据，并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在华外资在中国境内建立子公司的再投资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是促进外资企业建立在华子公司的重要因素;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建立子公司属于创新驱动型，而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则不然;高新技术型在华外资创新驱动型再投资的效应强于非高新技术型外资。以上研究表明，改善在华外资的研发环境，促进其研发成果的转化，将有利于激励其进行在华再投资，有效地抑制在华外资的回流和转移。

　　关键词 在华外资企业 外企再投资 研发投入

　　一、引言

　　自2004年中国放宽外资准入以来，大量外国企业将海外扩张的目的地锁定中国，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外资不断涌入中国市场，截至2017年，在华外资存量全球占比高达9.5%，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逆全球化”态势突显，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大幅下降，2017年全球跨国投资流量为14 298.1 亿美元，同比下降23.4%，创历史新低，这意味着世界各国之间外资引资的竞争将变得愈发激烈。近年来，新加坡、埃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竞相采取优惠政策，通过降低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等方式改善本国外商投资环境，加剧了同中国的外资引资竞争。2017年中国外资流入量的增速为2.0%，与2016年近34.7%的增速相比呈明显放缓的态势。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工业4.0战略”“日本在兴战略”等“再制造业化”战略，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受2020年疫情的冲击，一些国家甚至推出鼓励外资撤离中国的政策，日本提出花22亿鼓励在华企业撤离中国;美国也号召企业搬离中国，并承诺政府承担企业100%的搬迁费用，这些做法可能引发在华外资回流母国。面对新增外资引进乏力和在华现存外资回流的双重挑战，中国在有效利用外资方面压力倍增，因此，关注和研究在华外资的“再投资”行为，在“稳外资”和盘活外资存量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经济增长方式正从依靠劳动密集型投入向创新知识密集型投入转变。优化研发创新型外资的利用效率将有效地促进和优化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蒋殿春，2005)。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突破2万亿美元，累积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00 165家，2017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 662家，其中高技术制造领域与高技術服务领域吸引外资规模大幅上涨，分别新增1032家与5990家，同比增加29.3%与81.9%，实际使用外资98.9亿美元与260.7亿美元，同比上涨 7.6%与106.4%。总的来看，中国高技术产业全年利用外资占比近33%，利用外资规模同比提高了60%以上。另外，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华外资的研发投入、有效发明专利数在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中占比2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13.3%，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最大的主体。可见，在华外资企业增加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改善中国产品出口质量方面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在华外资的创新投入对其在中国境内扩张的影响，不仅能够找到稳定外资、盘活外资存量的有效途径，同时也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

　　以往文献大多以新进外资为视角研究如何吸引外资的进入，对已有外资再投资行为的研究则十分匮乏。本文将结合企业扩张理论，分析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是否会促进其在华进行再投资，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与大量研究新进外资的文献不同，本文研究在华外资的再投资行为。通过将商务部在华外资企业目录与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在华外资母子公司的面板数据，克服了以往研究无法识别外资企业母子公司关系的难点，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其二，本文从创新驱动视角研究在华外资的再投资行为，发现创新研发环境和企业创新投入是吸引外资进行在华再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以往外资区位选择理论提供了相应的文献补充。

　　本文研究框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设定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第四部分，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Melitz(2003)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探讨了不同生产效率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其研究发现：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进行跨国投资。此后，以异质性企业模型为研究基础，大量文献关注在华外资企业的初始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并从外资准入(韩超和朱鹏洲，2018)、经济增长潜力(Alfaro et al.，2004)、市场规模(田素华和杨烨超，2012)、金融发展水平(Desbordes，Wei，2017)、税收水平(程兰芳和王强，2008)、外资集聚效应(颜银根，2014)、地方式分权(朱平芳等，2011)、目的地空间效应(黄肖琦和柴敏，2006)、制度质量(Busse，Hefeker，2007;王永钦等，2014)等多维视角进行探析，但是鲜有文献以外资企业进驻中国后的再投资行为为视角，来深入探讨如何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尤其是缺乏经验证据。外资企业通过建立子公司进行再投资也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决策行为，是母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高利润的经营战略调整。在华外资的在华再投资行为受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外资流入性波动、区位选择和地区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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