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义利观核心思想及其企业文化建设应用

　　摘 要：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 系统梳理义利观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研究。运用诠释学方法, 在研读先秦儒家《四书》、《荀子》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 阐述了先秦儒家“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主旨, 分析“以义生利”、“以义制利”的道德追求对物质利益的生成和制约作用, 指出经营理念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经营效果上的先义后利是先秦儒家义利观思想的表现形态。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文化形象, 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内容, 物质文化处于表层, 由企业的厂房、生产设备、产品等构成;制度文化处于中间层, 是企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精神文化处于核心层, 指企业所践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企业文化各层次所包含的内容不同, 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 但其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能对企业行为起到引导、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体现企业的经济属性, 追求“利”的原则;二是培育企业成员的文化素养, 使其具备高尚的人格, 使其行为符合道德、正义的要求, 体现企业的伦理属性, 与“义”的原则相吻合。因此, 处理“利”和“义”的关系, 实现“利”和“义”的和谐成为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国先秦儒家义利观思想为现代企业协调义利关系、处理义利冲突, 为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文化提供可行思路。

　　义与利存在统一面, 又相互对立:统一面指企业在商业活动中, 能够依据遵循的道德标准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对立面体现在义与利不可调和的冲突, 指企业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必须牺牲道义, 或是企业遵从道义, 而减少经济收益甚至造成亏损。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和荀子, 重视义利之辨, 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义利的关系问题, 提出“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 认为企业的义与利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当义与利冲突时, 应遵循“以义为上”准则, 推崇“尚义”价值观。

　　建立“尚义”价值观, 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坚持以“以义为上”思想进行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有助于企业处理好各种关系, 实现企业、员工、客户、竞争者多主体共赢的目标, 推动形成“尚义”现代企业文化特质, 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开放40年以来, 我国涌现出华为、阿里、中车、腾讯等大批世界领先的企业, 在相关领域实现由“跟随”到“领跑”的转变。与此同时, 我国的商学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推进, 处于从“一味模仿”到“理论创新”的重大转折阶段, 试图提出中国管理方案, 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此背景下, 深入挖掘先秦儒家义利观思想, 依据“以义为上”的思路, 提出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路径, 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契合探索中国气派、构筑文化自信、贡献中国方案的时代要求,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有关义利观思想的研究早已成为海外儒家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十分重视研究儒家义利观思想, 并将儒家义利观确立为企业经营活动的准则。进入本世纪, 国内学者积极参与研究先秦儒家义利观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深入探索义利观的应用价值, 并取得丰硕的成果。王泽应 (2016) 强调, 正确义利观超越关切国家利益的国家中心主义和关切个体利益的世界主义, 主张将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国际正义有机结合, 倡导各国共同利益的实现, 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 是对国际关系伦理的正确把握, 为各国处理国际争议、解决国际争端提供行为准则。

　　朱贻庭 (2017) 指出中国古代义利观对政治伦理的审视是其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 对以义为重的倡导要求个体在面对利益冲突时遵循必要的道德准则, 同时要求国家管理层应秉持以义为本的思路, 按照“重义”、“由义”、“公正”的价值导向, 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出发, 兼顾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 推行仁政, 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樊婧 (2000) 认为, 先秦儒家义利观提倡的“利不伤义、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见义勇为”等伦理思想, 对遏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具有积极意义。陈晓龙 (2001) 认为, 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义利观思想注重道义原则和群体发展, 对重建现代社会价值体系具有启示意义。

　　张喜英 (2014) 、秦兴俊等 (2003) 指出, 先秦儒家义利观“义第一”的积极因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是义利观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严琳 (2014) 认为, 义利之辨涉及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问题, 其中现实层面主要指的是社会价值导向。上述研究主要立足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价值观视角, 分析义利观在实践领域的应用问题。有关义利观对企业发展影响机制的探讨也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吴颖 (2010) 指出, 西方通过多年探索和实践, 在其中心文化价值观基础上, 找到被广泛接受的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 提出用“双赢”的思路代替企业盈利与社会责任相冲突的传统逻辑, 主张实现企业、消费者、社会和环境等多方利益的平衡。赵薇 (2013) 认为, 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我国企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我国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及文化背景与西方企业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企业应该基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 积极引入孔孟思想, 完善企业家个体人格, 培育企业家以义为先、见利思义与取之有道的义利观, 实现从“企业家”到“社会的企业家”转变, 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杨同卫、陈晓阳 (2011) 对员工薪酬满意度影响因素展开研究, 结果显示, 物质主义价值观负向影响员工薪酬满意度, 即物质主义价值观越强, 薪酬满意度越低。

　　研究进一步指出, 为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企业家可借鉴孔孟义利观, 从个人道德、职业操守、精神追求等方面着手, 改造员工价值观, 将员工物质追求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进而提升员工精神境界和生活幸福感。张玉静 (2012) 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民营企业取得显著发展,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如民营企业过度扩张, 涉足民间借贷等高危领域, 另有一些违规排污或生产不合格食品等恶劣行径, 对经济秩序、生态环境和公民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损害企业自身形象, 阻碍企业持续发展。因此, 有必要应用儒家义利观重塑民营企业价值观, 推动民营企业建立以人为本、追求诚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坚持创新进取的经营理念, 使其“求利”时兼顾“守义”, 实现企业长远发展。肖捷、欧阳润平 (2010) 深入剖析义利共生机理, 认为企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利益集合体, 兼具经济性与伦理性, 其经营行为及其结果也具有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 因此, 寻求义与利的统一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义利统一理论的持续演进, 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义利共存———企业义利统一的起点;义利共溶———企业义利统一的主流;义利共生———企业义利统一的最高境界。

　　综上可知, 在外交、政治、经济、社会领域, 义利冲突普遍存在, 我国学者深入挖掘儒家义利观思想的精髓, 提出解决义利冲突的可行路径, 夯实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应用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经梳理发现, 在义利观相关研究中, 有关义利观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应用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学者立足多个视角, 论证义利观建设的重要性, 并试图在儒家义利观框架下提炼出解决企业经营困境的可行方案。但综观现有研究, 多数成果将重点聚焦在传统义利观内涵的探讨, 对义利观在企业经营管理具体领域的应用分析仍较为有限, 鲜少关注其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实际应用。基于上述现状, 文章专注分析先秦儒家“义利观”核心思想主旨, 提出“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命题, 并探讨“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及对策。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学术研究, 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二、先秦儒家“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主旨

　　一般认为, 义就是道德追求, 利即物质利益。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 重视义利之辨, 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义利关系问题, 提出“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 认为企业的义与利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当义与利冲突时, 应遵循“以义为上”的准则, 推崇“尚义”价值观。

　　1. 先秦儒家义利观“以义为上”核心思想及其“生成-制约”机理

　　(1)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义为上”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 (朱熹, 1992) , 认为义处于第一位, 而利处于第二位, 义利一旦冲突, 就应该“义以为上”即“以义为上”。孟子云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舍鱼而取熊掌;性命和道义二者不可兼得, 舍生而取义, 就充分体现了“义以为上”的义利观思想。荀子说:“请成相, 道圣王, 尧、舜尚贤身辞让, 许由、卷善, 重义轻利, 行显明” (张觉, 1995) 。尧、舜要让天下, 许由和卷善均不愿意接受, 体现了两人“以义为上”的精神。总之, 先秦儒家孔孟荀一致认为, 义利观思想的核心是“以义为上”, 即“以义为上”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思想。

　　(2) 先秦儒家“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的“生成-制约”机理第一, 义以生利———道德追求对物质利益的生成作用。孔子首先提出“义以生利”命题。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 仲叔于奚援救孙良夫攻打齐国有功, 仲叔于奚不接受卫国城邑等物质馈赠, 而要求得到诸侯礼节朝见及代表诸侯身份的乐器, 卫侯却答应了。孔子以为这种行为很不妥当, 还不如多赠送一些城邑。

　　孔子认为“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 器以藏礼, 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 (杨伯峻, 1988) 。这段话充分表达了孔子“以义生利”的义利观核心思想。孔子“以义生利”的思想, 说明了行义能够产生利, 即道义追求也能产生物质利益。该思想源于《国语·周语中》, 周大夫富辰向襄王谏言:“义所以生利也, ……不义则利不阜……” (李维奇, 1994) , 就是说, 义是用来生利的, 如果不义财利也不会丰厚。《国语·晋语一》也提到:“义以生利, 利以丰民”。

　　第二, 以义制利———道德追求对物质利益的制约作用。荀子首先提出“以义制利”命题。《荀子·大略》说:“义与利者, 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 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利与义, 分别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 二者同时并存,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但要厘清哪个起主导作用、“谁制约谁”的问题。荀子认为, 只有“以义制事, 则知所利矣”。就是说, 合乎道义的利益, 多多益善, 不会危害社会;反之, 不合乎道义的利益, 对社会有害无益。所以, 应严格管控人的求利欲望, 使其符合礼仪要求。

　　2. 先秦儒家“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的表现形态 (1) 经营理念上的见利思义

　　孔子指出:“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久而不忘乎平生之言, 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认为, 见利思义体现了人的道德底线。君子“九思”中, 就包含“见得思义”。面对个人利益时, 品行端正的人不会不假思索地获取, 而会考虑该利益是否符合个人的价值取向。所以, 在经济领域, 见利思义就体现为一种经营理念。决胜商场, 见利思义则胜利。春秋战国大商人白圭, 乐观时变, 遵循“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 从来不取不义之财, 提出商人四品说———智、勇、仁、强。司马迁评价白圭说:“其有所试矣, 能试有所长, 非苟而已也” (司马迁, 1988) , 认为白圭经商理论是其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不是臆测的结果。明清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也给民众带来许多便利 (姚会元, 1997) 。(2) 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孔子认为, 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 具有正当性, 即所谓“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 (《礼记·礼运》) , 并说“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 。但是, 一个人必须在道义框架下追求富贵, 即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总之, 孔子赞成“义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的“取之有义”行为准则。孟子相承孔子的想法, 主张谋求私利应符合道义。正如《孟子·滕文公下》中所指出, 要是不合理, 一筐饭也不能接受;要是合理, 舜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为过。坚持“取之有义”的企业行为准则, 就是要求企业诚实守信, 光明正大经营, 在满足顾客物质文化需求的前提下, 获得合理的利润, 不发不义之财。(3) 经营效果上的先义后利孟子说:“苟为后义而先利, 不夺不厌,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先利后义, 人人唯利是图, 则社会纷乱;先义后利, 人人仁义知止, 仁者不遗弃其亲, 义者不怠慢其君, 则社会和谐。荀子也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 先利而后义者辱” (《荀子·荣辱》) 。又说:“巨用之者, 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 先利而后义”。认为先义后利, 拥有大局观, 则收获荣誉和名声;先利后义, 立足于个人小利, 只收获耻辱。《史记》记载了先义后利的“义商”例子, 如弦高智勇双全, 半途犒劳秦军, 其“义”挽救了郑国;卜式为了国家边防安全, 把一半家产献给国家。

　　三、先秦儒家“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应用

　　1.“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命题的提出

　　企业具有经济性与伦理性二重属性, 现代企业文化建设讲求义与利的统一, 即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基于先秦儒家“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应用, 文章提出“以义为上”即“尚义”现代企业文化命题, 包括义思、义取、义先三层涵义。

　　(1) 义思, 即现代企业倡导的“见利思义”经营理念现代企业必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在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 必须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实际上, 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带来正面的口碑效应, 赢得公众认可, 获得推进企业发展的无形资产。闽商曹德旺遵循“见利思义”经营理念, 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 2010年就为玉树地震、西南五省区灾民捐款3亿元, 为福州市公益事业建设捐款7亿元, 并捐出其家族所持有的福耀玻璃的70%股份给“河仁慈善基金会”。曹德旺的善举使企业获得广泛好评, 企业知名度不断提升。

　　(2) 义取, 即现代企业遵循的“取之有义”行为准则企业的重要使命是履行经济社会职能, 即专注于生产经营活动, 提供社会所需的产品或服务, 不断创造社会财富。企业通过诚信经营, 既满足顾客需求又获得利润, 天经地义。松下幸之助的“自来水哲学”认为, 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世界贫困, 其责任在于为大众生产像自来水一样便宜的物品。松下幸之助的“自来水哲学”的影响至深至广, 其著作也广受企业管理者推崇。德国零售巨头阿尔迪的经营理念与“自来水哲学”十分吻合, 阿尔迪通过压缩商品种类, 提升单品种商品进货量, 不断降低商品进价, 同时严格控制经营成本, 使其售价明显低于同行。阿尔迪坚持为顾客提供廉价商品的经营哲学, 使企业取得显著发展, 销售额逐年攀升, 进而促使其成为世界知名零售巨头。

　　(3) 义先, 即现代企业追求的“先义后利”经营效果企业追求利润, 必须诚实守信, 遵纪守法, 先义后利, 先舍后得, 方能获得长久利益。兰德公司研究发现, 优秀企业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其均确立了一个超越利润的社会目标, 这个目标强调,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 团队价值高于个人价值, 企业对社会、生态、人类文明进步负责, 即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 客户价值高于生产价值。例如海尔为维护企业形象, 曾当众砸毁存在缺陷的冰箱, 此举体现海尔对产品质量的重视, 不仅能强化自身质量意识, 还引发了中国家电行业的质量竞争, 深刻影响中国企业及社会的质量意识, 推动中国家电乃至整个制造业质量的整体提升。

　　2.“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内容

　　借鉴先秦儒家“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 建立“尚义”价值观, 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 有利于创建企业品牌, 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增强公众对企业的信任, 推动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 实现企业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进取心, 树立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 激发企业员工的战斗力, 充分发挥企业最佳整体效应;有利于协调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缓和市场竞争矛盾冲突, 实现与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互利共赢。处理好员工、客户、竞争者的关系, 形成“尚义”现代企业文化特质, 从而推动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是“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1) 企业与员工员工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是企业获得生产经营成果的关键。马克思 (1957) 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一是人才及其创意、创新和创造, 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以人为本, 将员工当做合作伙伴, 与员工结伴成长, 时刻关注员工满意度。二是实行人性化管理。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创建学习型组织。彼得·圣吉 (2002) 认为, 企业保持持久优势的关键在于拥有比竞争对手更强的学习能力。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从决策、招聘、培训、激励等入手, 创建学习型组织。四是保证员工拥有自主权, 与员工共享企业资源, 树立“使用而非拥有”、“越使用效率越高”、“放弃‘我拥有’、追求‘我创造’”的共享理念 (罗宾·蔡斯, 2015) , 探索共享模式、路径及保障措施。

　　(2) 企业与客户客户是企业的战略性资产, 努力提高客户满意度, 充分满足客户的需求。一是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运用现代营销手段, 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或服务。二是协调各种营销目标。企业营销活动涉及诸多部门, 如财务、物流、传播、公共关系、分销渠道等部门, 面对不同的执行部门, 要统筹营销资源和营销支出。三是做好售后服务。四是建立信息反馈系统, 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 强化客户忠诚。社交媒介的蓬勃兴起, 品牌信息的控制权已从公司转向客户。客户对品牌的评价主要来自消费体验, 企业应把客户当作战略资产, 改善营销环境和整体客户体验, 充分运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收集客户信息并加以分析, 掌握客户的需求动向, 实现营销信息的精准推送, 并与客户展开深入沟通, 提高客户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感知质量, 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

　　(3) 企业与竞争者“以义为上”的现代企业文化价值观认为, 企业应有大局观,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通过自身的行为, 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秩序。知识经济时代, 科技进步、环境变化、需求变化等引发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有利于新兴企业打破旧有格局并迅速崛起, 产品更新换代加快, 市场生命周期缩短, 行业竞争加剧。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拓展新需求、提高管理水平等措施, 来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竞争优势, 获取合理利润;坚决反对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企业作为产业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应有共生意识, 行业的竞争格局并不一定要击败竞争对手, 零和博弈的格局正在改变, 与有发展潜力的竞争对手共存, 互相施压、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正成为主旋律, 良性的竞争有助于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 推动行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3.“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

　　(1) 走出义利对立的思维困境决策和执行是企业管理的两大职能, 决策正确、执行到位, 企业运营才能成功。企业决策就是多种方案的抉择, 而抉择的重要依据是价值观及其思维方式。企业决策者一定要走出直线性思维困境, 因为直线性思维非此即彼, 缺少中间道路, 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因此, 企业决策应适时从直线性思维方式转换到新型价值思维方式上。如发散性思维, 犹如树状, 能够考虑到多方面相关者的利益;又如生态化思维, 具有多样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特质, 讲求人类与自然界各具存在价值, 共生共荣;再如中庸思维, 过犹不及, 和合共存, 是一种崇高境界和智慧。企业经营者应转变追求完美的思维方式。现实中不存在完美, 不值得用一种虚拟的完美来捆住自己。因此, 要实现企业内外和谐, 达到义利统一, 就必须倡导和确立中庸思维方法 (吕庆华, 2006) 。

　　(2) 建立“以义为上”利益相关者决策监管机制模式决策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利益相关者决策模式、企业伦理化决策模式和“以义为上”利益相关者监管机制模式。其中, 主要针对决策的“以义为上”利益相关者监管机制模式, 要求建立伦理委员会, 在企业内部建立伦理管理监督决策机制, 对企业重大决策进行道德与法律裁量, 如引入社会审计SA8000, 开展360度审计、平衡记分卡审计等管理审计, 并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3) 实施“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工程随着内外经营环境如政策法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的巨大变化, 企业价值观也在转变。企业价值观的进步, 集中体现在义利观思维方式的转变上, 如守法经营意识增强, 道义论成为企业伦理进步的依据。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现代企业不仅要提升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而且要实施“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工程, 树立“尚义”价值观, 积极培育和提升道义实力。“以义为上”企业文化的建设应由企业高层发起, 企业主和管理层作为重大决策制定者应充分理解义利观内涵, 树立“以义为上”的处事准则, 并将“以义为上”思想融入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 通过高层引领和管理制度影响员工行为, 逐步构建“尚义”的企业文化。

　　四、结论

　　近年来, 我国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着力提升GDP增长质量, 提出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发展思路, 努力改变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形象。在此背景下, 我国企业要转变发展思路, 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 不断实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建设大批具有较高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知名企业, 为全球消费者贡献众多新的产品和服务。与全球知名企业相比, 我国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对全球影响较为有限。因此, 有必要深入挖掘我国古代管理思想, 提出中国式管理方案, 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义利观在外交、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研究, 着重分析义利观与企业管理实践的相关研究, 结果发现, 学者已就义利观思想内涵展开了深入研究, 并从多个视角着手, 探讨义利观的应用价值, 但多数研究对义利观在企业经营管理具体领域的应用分析较为有限, 鲜少关注其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实际应用。

　　基于上述现状, 本研究采用诠释学方法, 在研读先秦儒家《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荀子》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 阐述了先秦儒家“以义为上”义利观核心思想主旨, 分析“以义生利”、“以义制利”道德追求对物质利益的生成和制约作用, 指出经营理念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经营效果上的先义后利是先秦儒家义利观思想的表现形态。针对企业义与利相对立、经济利益与道德正义相冲突的困境, 提出“以义为上”即“尚义”现代企业文化命题, 包括义思、义取、义先三层涵义。义思, 指现代企业倡导的“见利思义”经营理念;义取, 指现代企业遵循的“取之有义”行为准则;义先, 指现代企业追求的“先义后利”经营效果。研究认为, 员工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是企业获得生产经营成果的关键;客户是企业的战略性资产, 是企业产品和服务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竞争对手为企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外在驱动力, 是行业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

　　为形成“尚义”现代企业文化特质, 企业须处理好员工、客户、竞争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推动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企业可以通过走出义利对立的思维困境、建立“以义为上”利益相关者决策监管机制模式、实施“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工程等途径构建“尚义”企业文化。研究专注分析先秦儒家“义利观”核心思想主旨, 提出“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命题, 并探讨“以义为上”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内容及对策。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夯实该领域的学术研究, 希望能够为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然而本研究分析还不够透彻, 对企业“以义为先”文化建设具体作法分析有待深入。今后将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 继续研究相关问题, 如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进、儒释道三家义利观的比较、义利观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及企业义利观案例研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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