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张恨水笔下的重庆形象及对我们所认识重庆有何意义

　　摘要：张恨水笔下的重庆形象主要是通过下江人的生活体验与他离别重庆后对重庆所进行的城市想象来呈现的。主要是通过人与城来展现重庆的精气神，“人”主要是通过对具有不同风俗、生活风貌的下江人与重庆当人的对比描写来展现，而“城”主要是对充满寓意的重庆化符号的描摹来展现。

　　一、前言

　　张恨水是中国小说史上创作最丰的小说家，各种作品多达110多部，共计3000余万字，在重庆八年抗战中就达800余万字，享有广泛的社会声誉。著名学者刘半农称张恨水为：“当今的小说大家”，台湾学者赵孝萱女士称他最突出的地方是在“章回体，笔记小说的改良方面”，“写得比刘鹗与吴敬梓还好”。“张恨水现象”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富有传奇色彩的话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根据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统计来看，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了他前期的言情小说方面，而对其后期具有社会批判性兼生活体验性的作品则关注比较少，尤其是从地域文化空间的角度来关注其作品与重庆的城市形象的关系。

　　西南大学文学院的肖伟胜，李怡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 -书中的《张恨水四十年代小说与重庆》一文从巴蜀文化视角着手，着重探讨了张恨水1940年代小说与重庆的关系，对重庆形象已经有部分展示;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尹莹在她的《重庆形象的文学表达——张恨水创作的另一种意义》中从意象分析的角度阐释了文学表达的意义，但阐释欠充分。两者都忽视了重庆形象对其后期风格的重塑的这一具体论题。然而文学史永远是一个过程，而张恨水是现代中国最有文学过程感的作家之一。1938年1月张恨水先生到达重庆，1945年12月离开重庆，重庆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在重庆南温泉桃子沟度过了长达七年的客渝生涯，使他对寄身托命的山城有了深切的生活体验，于是才有了这些以重庆为背景的文字的产生。

　　独特的“重庆形象”进而引起了人们对重庆城市形象的具体期待。重庆是二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陪都，是远东战区和国共指挥中心、文化中心。现在又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长江上游西部的门户和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名城。因此，笔者主要将重庆地域界定在重庆主城区。那么作为小说大家的张恨水，又是怎样展示重庆的人与城，别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城市文化性格，这种努力的背后，作者塑造重庆形象的有何寓意，以及重庆形象对其创作风格有何影响，将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要阐释的重点。

　　二、重庆形象：下江人的生活体验与重庆想象

　　在张的笔下重庆是一座移民城市，作品主要展示的是自浙沪一带逃难来重庆的下江人，他在《重庆旅感录》中这样写道：“四川谓客籍者为下江人，其人苟不能操西方官话(川滇黔)，虽然来自甘青，亦在下江之列。又川谚谓下方日脚底，故下江人又称之日脚底下人，苟客不悉其由，乍闻之，必当勃然色变。……上下江之别，殆亦维持不易也”。在下江人眼里重庆当地人比较“土气”。“四川人，来得阔，穿长衫，打赤脚”，显示出重庆人的豪爽与坚忍。重庆当地人穿戴风俗独特：“川人无论男女，喜头缠白布，十九赤脚草履，在寒冬时，上衣长袍，下赤双足。”显示出重庆淳朴而剽悍的民风。而在重庆本地人眼里，下江人多是家庭显赫的贵族，投机倒把的商人，斯文儒雅的文人，漂亮的交际花，他们迫不得已随着国难漂泊到重庆。张恨水的《巴山夜雨》、《牛马走》、《傲霜花》等有关重庆的“国难小说”都是以“下江人”的叙述视角写的。重庆人勤劳朴实，生活艰苦。他在《重庆回忆录·摇曳空箩下世人》中写道：“在华北看小贩无往非车，在四川看小贩则无往非担，日盖山崎岖……此项负担小贩，常黎明入市，对碟挤箩筐中，高与扁杖齐……头额汗未干，拖起疲劳之步”。

　　这种下江人视野下的重庆，是有其用意的，笔者认为张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胜，只能走马观花地注意到重庆文化的表皮而不可能根植到本土中去，下江人对本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不适应的痛苦感。但无论是下江人还是重庆当地居民，张恨水对重庆当时“骄奢淫逸的贪官污吏，投机倒把的游击商，清贫而苦闷的知识分子，占便宜的小市民，‘漂亮’的交际花”等众生的态度是批判的，对清贫而苦闷的知识分子和下层老百姓是同情的。他在《牛马走>、《纸醉金迷》、《巴山夜雨》中对这几类人物形象都有刻画，剖析了国民性，揭露了社会丑态，唤醒了国人的良心支持抗战。

　　重庆形象的“外衣”主要是通过重庆的文化符号来表现的，而笔者发现这些文化符号的背后的不纯粹，充满着寓意。

　　就房屋来看，“风雨吊脚楼”、“茅草屋”是当时重庆居住苦难的文化符号。他在《待漏斋》一文中这样写道：“所居茅屋，入夏为暴风雨所侵，必漏。呼匠人补之，则辞以无草。盖乡间麦秆，既已售尽……床前无处不漏，亦无处不注。妇孺皆瓦器磁盆接漏，则淙淙铮铮，一室之中钟鼓齐名”。《巴山夜雨》开篇就写道：“这屋子虽是茅草盖顶，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可是这茅屋一带的人，可不是天生下来就住着这种茅屋的。他们以为这种叫做国难房子的建筑，相当符合了时代需要的条件”。多么戏谑的文字，风雨吊脚楼带给了他水深火热的痛苦。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以类似的语言来描摹吊脚楼和茅草屋。然而，张在小说作品中也多次描写到达观贵人的豪宅公馆，例如《巴山夜雨》中的方院长有好几处公馆，自己经常不住公馆，只留下几个看门的副官。他把这种风雨吊脚楼和公馆加以对比，从而揭示出重庆贫富差距之大，透出作者强烈的“惟富不仁”的思想。

　　离开重庆后，他对重庆进行了回忆和想象。在《山城回忆录》中写道：“重庆战都也，不可忘，且其地为嘉陵扬子二江中之半岛，依山建市，秀乃至奇。又川地，山河四阻，业而下，民风颇异于江河南北，离川二载，转念思之，为写山城回忆录”。在张的心中重庆是民风独特、风景秀丽的僻壤之城。对于在平原住惯的张恨水来说，山给他带来了痛苦。《山城回忆录·无处不爬坡》中这样写道：幼读李白蜀道难之诗，闭目沉思，深疑是难不可想象，实则其在难，而不在险。盖川中山地，取石易径，大道小径，均曡长石为坡，无险不可登……上下石坡上千级，令人气踹”。山是张恨水笔下最显著的重庆地貌符号，也是最具特色的重庆形象。重庆是闻名遐迩的山城，加之是一个交通不发达的码头城市，故多坡，多台阶，人们每天的出行都免不了爬坡上坎，然而重庆又是一个离不开“挑“抬”和“拉”的城市，这种爬坡上坎必然造成人民如牛马般的痛苦。作者站在小市民的立场，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关注着靠挑的小贩，靠抬的轿夫，靠拉的车夫，《安步当车》中这样写道：“山城多坡，马路鲜有半里平坦者，设不轿而车，深令人上下艰难，其上也，人力车夫弓如落汤之蛇，颅与车把，俯伏及地，轮如胶粘作蜗牛之移动。……重庆谓为安步胜车。”写出了当时重庆人力车夫生存惨状，有钱人对贫穷苦力者的残酷剥削，车夫几乎是牛马般地在供人驱使，重庆是一座可悲可悯的牛马之城。

　　这种书写范式下的劳苦大众形象，正是对苦难重庆的有力揭示。显然这是有十分明显的寓意的。对于具有“民胞物语”精神的张恨水来说，其一，表现出他对人民生活状态的关心，关心底层人民的命运。其二，由于张始终保持政治的中立，又面临当局的文字审查，所以用这种方式是既可以规避现实的政治干预又折射出社会的黑暗。其三，这是生活担子压力的一种隐射，借知识分子亚雄和西门博士的口吻，宣泄出自己的心声。在《牛马走·抬轿者坐轿》中亚雄说：“轿夫不过是抬着人家走一段路，我们抬着上司走一辈子的路，轿夫是抬着人家走眼前看得见的路，我们是抬着上司走那个发财的路，轿夫自然是苦，可是他们随时都可以丢下轿杠不抬，我们不抬还不是那么容易。我坐轿子到处跑，也无非是把轿子抬人，我不要人抬，我也不去抬人……难道念书的人，他不知道拍马是可耻的事吗?”西门博士在《穷则变》说：“我们用脑子去抬人，混的就是两个饭钱”，知识分子在挑生活重担的时候，被现实压得扭曲了灵魂。《纸醉金迷》中的魏端本在抬上司这一顶大轿的过程中不慎而深陷囹圄，丢了饭碗和老婆。在作者看来，当时重庆清贫的知识分子，为连轿夫都不如的“双重牛马”。

　　重庆全年多云雾，日照少，秋季阴雨绵绵，雨、雾作为重庆独特的自然意象，是重庆形象的重要“构件”。

　　然而雨和雾是具有深层寓意的，这是因为作者处在特定的时代，雨雾成了编写思想和环境烘托的符号。就雨的寓意来看。首先，表现出一种故乡情怀：“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作者借李商隐的诗句在《巴山夜雨》中表现出一种浓浓的故乡情怀，希望早日结束抗战，重返故乡。其次，雨是灾难的象征。张恨水这样描述在阴雨下的待漏斋：“竹片夹着，黄泥涂起来当做屋子的墙，再将活木架着做梁柱，把篾片扎了，在山上割些草，盖着屋顶，”后来他干脆把这种房子叫做“待漏斋”。

　　就雾来看，首先，表现出知识分子精神苦闷。他的作品中的雾使人扑朔迷离、精神焦躁。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南泉、区庄正、唐国安、谈伯平等人每当心情苦闷的时候，其作品中雾的描写便出现了。其次，另一方面雾又是当时整个重庆社会的隐喻，他在《牛马走》开篇这样写道：“天空结集着第三天的浓雾，兀自未晴，整个山城都罩在漆黑的一团里面。”在《巴山夜雨》的结尾：“眼前的浓雾依然浓重，四周又侵入了黑海……长夜漫漫的”这是作者在小说中对重庆社会黑暗的渲染。昏暗的“雾重庆”笼罩在《八十一梦》、《牛马走》、《纸醉金迷》、《偶像》等暴露重庆黑暗的作品中，更加暴露了国民党的腐败。“雾重庆”交叠着一幅幅五花八门的社会丑图：官吏拼命抢钱，不顾人民死活，投机商操纵市场巧取豪夺，军官们利用武力走私、统治者、剥削者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官商沆瀣一气，大发国难财;市内物价飞涨，物资短缺，老百姓啼饥号寒，哀鸣遍野……凡此种种使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张恨水愤懑难忍，在他笔下的重庆社会形象犹如一幅幅讽刺漫画。他在《八十一梦》自序中说：“重庆的一片乌烟瘴气，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三、重庆体验与艺术风格变化

　　丹纳《艺术哲学》将“种族、环境、时代”并举，强调三者关联的紧密性。同时我们也知道“文艺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正是重庆的生活地域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迫使他风格改变，他改掉了前期“鸳鸯蝴蝶派”的风格，而偏重厚重的现实生活苦难。张自己也曾经这样说：“抗战使全国人谋求生存，但每月的日子怎样度过，又是前后方人民迫切感到的生活问题，没有眼前的生活，就没有持久的生存了，所以我的小说是靠这边写。”文学评论家杨义曾说：“作为通俗大家的他并没有画地为牢，拖着他自以为是驾轻就熟的一些程式，不愿意向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伸出头来”。他伸出头后，兼取他长，呼吸到了现实的新鲜空气。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章回体小说得到改良，转向了具有浓烈现实主义风格的新小说，走出鸳鸯蝴蝶派中才子佳人的固定模式，虽然风格依然多样化，但作品以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暴露和讽刺特点的居多，有很高的思想深度。张恨水在抗战期间的小说虽然不及其前期的丰富，但自客居重庆以后，他的艺术视野变得开阔，引起人们刮目相看，使他真正走向了“叙述人生”和“在幻想中叙述人生。”这位创作力异常旺盛的作家一旦脱离旧派小说编织故事的路数，就以其丰富的审美视角来观照重庆千姿百态的历史、社会和人生，这是时代和环境的要求，是其生活体验的结果。在后期他着力社会经济和生活视角，《负贩列传》、《魍魉世界》、《第傲霜花》这些作品有力地鞭笞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混乱、投机成风、醉生梦死和由人际关系颠倒而出现的斯文扫地诸类的社会灾难，可以说是一幅生动而真实的重庆形象图，具有高度的文学、民俗、历史价值。

　　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平任《新民报》经理。此时俨然作为一个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那个时期的社会崩溃史的观察，依然是严峻和清醒的。

　　首先，他对现实主义艺术视野的铺展，表现在对社会层面的迁移上，在重庆生活时期作为记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他长期接触中下层的小市民，导致他创作视野的移位。从《金粉世家》到《牛马走>，社会视野由上层移向中下层，带有更浓郁的平民化和生活化的色彩。《五子登科》是张恨水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讽刺北平汉奸的又一部力作。《雨霖铃》写一位从重庆回北平的男青年，经过八年抗战，怀着对未来憧憬准备开始新的生活，谁知与他有婚约的女友为现实生活所迫，瞒着他做了京剧女艺人。《一路福星》写抗日胜利后，一个团体坐长途汽车从重庆出发，经川、黔，湘、鄂四省的经历，从而张开了现实人物的刻画网。《玉交枝》暴露江南农村的地主贪婪，农民的贫困。这些作品的现实主义基调都是很强烈的。

　　其次，渝味儿元素的加强，创作题材多来源于发生在重庆的人和事。自张来渝以后所写的有关重庆的作品，都是以重庆的地域文化元素作为描写内容，张恨水的重庆口感变重。《纸醉金迷》、《巴山夜雨》，《山城回忆录>、《重庆旅感录》是作者返北平以后，以回忆的方式进行的创作。其作品的重庆风味儿十足，其大大小小的重庆地名不说，令人欣慰的是他以重庆方言坚持创作，这也可以说是重庆内在本质文化对张恨水创作改变最显著文化印记。这些地道的重庆方言充斥于张在重庆抗战时写的每一部作品中，展示了重庆方言的魅力与神韵，这也可见后来张对重庆方言的熟稔程度。重庆方言以文学作品的方式为外界所知，是对重庆文化的有力宣传。

　　最后，言情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对现实婚姻情感的关注上。在194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中，张恨水笔下的重庆形象这种才子佳人的言情模式似乎隐退了，它嬗变成了一种夫妻生活描摹。笔者认为这与抗战时期的重庆苦难生活与人们的阅读接受有关。战争打乱了人民的生活，导致了人们心理的扭曲，当然也扭曲了夫妻生活。早期的花前月下，变成了夫妻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发愁，早期的甜言蜜语变成了夫妻无休止的争吵。夫妻吵架，烦恼，闹别扭那是常事。更厉害的直接导致婚变，《纸醉金迷>中的魏端本与田佩芝;《巴山夜雨》中三对夫妻婚变：石正山与石太太，溪敬平与溪太太，甑子明与甑太太。这是扭曲的人性和当时重庆社会黑暗的双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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