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

　　摘要：为探讨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6—2017年全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主要运用聚类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效应分解等方法，对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和作用机制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全国不同省份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差距非常大;低首位度地区省会增速不如全省均值;高首位度地区省域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省会城市;在低、较低和中等首位度地区，城市首位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而在较高和高首位度地区，城市首位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为负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这说明低、较低和中首位度地区适当提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而较高和高首位度地区适当降低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将更有利于省域经济增长。

　　关键词：城市首位度;经济增长;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空间杜宾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首位度是一个代表城镇体系中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集中程度的概念，一个城市首位度的高低体现了其对发展要素集聚能力的大小。近年来，城市首位度研究越发成为区域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议题，尤其是最近多个省份竞相出台的“强省会战略”更是将首位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推到了新的高度。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1]又再次强调了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可见研究清楚城市首位度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相差甚远。从26个省会城市的综合首位度来看，最低的一组仅有1.02，而最高一组有4.90，后者是前者的将近5倍①，有些低首位度地区的省份如广东、山东，经济发达，同一个省内往往有多个强市，比如广州和深圳，济南和青岛，甚至还可能出现非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超过省会城市的情况;而在高首位度地区的省份内，往往省会城市有着绝对优势，例如四川成都和湖北武汉，其经济体量在全省占比都超过35%，属于典型的“一城独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模式到底哪种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其影响机制又是什么?

　　不仅仅是省与省之间，省内不同城市之间也都有着很大的发展差距，尤其是省内首位城市和非首位城市之间的差距尤为明显，例如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其GDP高出同省地级市七台河27.17倍，再如四川省省会成都的建设用地面积超过了同省地级市巴中将近50倍②。那么到底提升首位度利于经济增长，还是降低首位度利于经济增长?其影响机制又是什么?

　　带着以上几个问题，本文后续的研究安排为：

　　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进行数据和理论分析框架的说明;

　　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聚类分析与样本分组、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效应分解四个方面;

　　第五部分为进一步讨论，主要包括对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研究城市首位度的文献有很多，本文重点从两个方面来评述：一是首位度理论发展及指标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二是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方面的研究。

　　(一)城市首位度理论的起源、发展及其衡量指标的研究

　　城市首位度最早是由美国城市经济学家马克·杰斐逊[2]在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时提出来的概念。他把一个国家内人口最多的城市称为首位城市，将首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的人口之比称为城市首位度。为了便于计算和理解，杰斐逊又将该人口比值称为“两城市指数”。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镇体系中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随后，在考察不同城市规模体系时，城市首位度成了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

　　继城市首位度后，学术界影响最大的理论是位序规模法则，由Zipf[3]在1941年提出用于描述许多国家城市规模分布的标准规则。根据该规则，城市系统中任何定居点的人口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系统中最大城市的人口;二是该定居点在系统中所有定居点排序中的位置。如首位城市位序为1，其人口为100万，那么位序为2的城市人口应当为50万，位序为3的城市则为33万。

　　国内文献中对于城市首位度的研究早期可见于20世纪80年代，嚴重敏等[4]用城市首位度的概念对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各个省区的首位度情况进行了分析。许学强等[5-6]等也用城市首位度分析了我国不同省区间的差异，随后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运用该理论来对我国省际或者城市群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随着首位度理论的广泛运用，学者们对于城市首位度的计算方法提出了很多新看法。周一星[7]认为两城市指数的计算方法过于简单，于是提出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即首位城市与第二、第三、第四位城市人口之和的比值以及首位城市与第二到第十一位城市人口之和的比值。随后又有学者引进了城市人口分布的基尼指数[8]来反映整个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分布情况。还有学者使用城市集中度，即首位城市人口或经济体量在全省的占比[9]来表示区域内人口或经济在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

　　后来，有学者对首位度概念进行了拓展，提出经济首位度、科技首位度、产业首位度、人才首位度、文化首位度等概念[10]。雷仲敏等[11]提出了广义城市首位度的概念，指出要从规模、产业、功能三方面来构建首位度综合指标体系，用来表示资源在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张为付[12]提出应从规模、产业和功能三方面来搭建指标体系，来评价全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广义首位度。总的来看，在所有文献中使用最多的还是传统的首位度计算方法，即首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人口之比。

　　(二)首位度理论结合经济增长的研究

　　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城市首位度理论运用最为广泛的领域，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该话题。其中，一类观点是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Williamson[13]在1965年提出假说，认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集聚才能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长。Alonso[14]提出在社会经济发展早期，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首位度有利于加快工业化步伐，提升经济发展水平。Richardson[15]提出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城市首位度的提高。而对于这一现象，不少学者是基于城市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来解释，并通过对城市集聚效应的微观基础——分享、匹配和学习的理论研究[16]以及对经济集聚效应特征和来源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支持该观点[17]。Brülhart等[18]利用较大样本的105个国家和较小样本的欧洲国家样本，采用扩展的OLS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证实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集聚能促进GDP的增长，即城市首位度能够促进GDP增长，这一结果支持了Williamson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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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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