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地区差异研究

　　[提要] 本文依据2010～2016年间CFPS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及地区城镇化水平因素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影响最大，城镇化因素中流入地社会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因素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有负向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城镇化;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分割;人力资本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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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日期：2019年8月22日

　　一、研究背景

　　促进农民工完成市民化是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农民工市民化分为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城市融入三大环节，农民工在城市进入和融合阶段所面临的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只有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才能稳固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加速城镇化的完善。

　　农民工因工作地点差异其人力资本收益率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在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的相关文献中有较多体现：刘晴(2013)指出就业区域和地点对农民工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赵晓波(2017)进一步发现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不同，影响因素的显著性也不同。但现有文献往往从城市规模或者城市所在区位入手，未切实地将各地的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收入差距联系起来。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一定联系。从城镇化水平的角度进行研究将更有可能因城施策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从样本中2016年各地农民工的人均收入来看，高收入地区与低收入地区的差距较大，极大值与极小值之比为2.95，可见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影响确实存在。(表1，数据来源于CFPS2016年调查结果，样本量低于10的省份数据准确性存疑，故排除)

　　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的城镇化水平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主要从人口、社会以及经济三个方面衡量城镇化的影响，并依据明瑟模型将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差异因素引入模型中;基于2010～2016年CFPS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综合探究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并对不同代际农民工、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进行分样本回归，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加速城镇化进程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回归分析所需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采用其在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进行的四次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样本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全国总人口数94.5%。根据本文研究内容，选择其中户口为农业户口，从事工作为非农工作的调查对象，去除异常值后最终符合提取条件的有效样本为1，534人，提取教育经历、工作年限、工作所在省份等信息。

　　各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将分省年度相关数据与农民工个人数据相匹配后形成最终的分析样本。数据样本描述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表2)

　　(二)变量选择。从人力资本差异以及城镇化进程差异两方面构建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差异影响因素模型：依据明瑟模型，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及工作年限可以较好地解释由个人层面导致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差异;但从已有文献及现有数据中可知，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与其工作所在城市有关，因此选择人口城镇化水平、社会城镇化水平及经济城镇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分别选取代表性指标进行衡量，探究城镇化对农民工收入提高的影响机制。(表3)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选择。跟踪调查中由于每年都有新的个体加入，也有部分个体退出调查，因此得到的面板数据为非平衡面板，可采用变截距模型或混合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依据BP检验结果拒绝了使用混合回归模型的原假设，采用变截距回归模型;进一步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存在不随时间、个体情况改变的固定效应，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在明瑟模型基础上，将城镇化水平相关变量加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分析中，構建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Yit=αi+∑bxit+μit (1)

　　式中，Yi即样本的工资收入，取对数为人力资本收益率作为因变量;xi即人力资本影响因素及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b为待估参数;αi为截距，包括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因素;μ为现有自变量未能解释部分。

　　(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采用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模型(1)为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2)为控制了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

　　对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1、农民工个人因素影响显著为正。相比城镇化因素，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影响更大，且工作年限增长或参加就业培训更能显著提升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由于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往往为要求熟练度的行业，工作经验的增加有利于农民工更快找到合适的工作，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

　　2、社会城镇化因素影响显著为正。相比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因素，社会城镇化的影响更加显著，且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具有正向作用。社会城镇化程度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可以降低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吸引企业形成集聚后可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提升农民工的收益率。

　　3、经济城镇化因素影响显著为负。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后，经济城镇化因素影响显著为负，即城市经济发展时会降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目前城市经济发展虽然会增加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但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使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发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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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城镇化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地区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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