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建筑病例分析中国屋顶的失语症

　　中西建筑的最大区别在于屋顶，而墙体结构则大同小异。西式建筑的平屋面采用混凝土现浇板或预制板铺设，但需加设女儿墙或出檐。而中式建筑的坡屋面也采用相同的现浇板或预制板铺设，则无需加设女儿墙。由于钢筋混凝土造价低廉，两者用量相差不大。又因中式建筑采用了坡屋顶，保温隔热效果好，坡顶内的空间亦可改做阁楼、水箱间或电梯间等。无形中加大了实用面积。故综合看来，中式建筑为佳。

　　中国建筑是伟大中华文化的实物表征，是世界原生型建筑文化之一，它以先进的结构原则、优美实用的造型和鲜明的特点而立于世界建筑之林，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正如国徽上的天安门，它在时时提醒人们：这儿是中国，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建筑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及非凡的艺术魅力感染着中华儿女，亲合着中华儿女，凝聚着中华儿女。因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虽然经历了许多次的改朝换代，都没有被切断或偏移其建筑体系的正统运行轨道。它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喜爱而留传下来，一旦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便会产生无穷的生命力。

　　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虽诞生于三千多年以前，但它所蕴含的框架结构传力原则与方法，至今仍不失其先进性和科学性，在世界各地仍被广泛地应用，尤其成为高楼大厦的首选结构方法。它不但给予设计人以极大的自由，而且也解决了多层与高层建筑的难题，是个很了不起的贡献。梁思成先生说过“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直到近代出现了钢骨水泥和钢架结构，欧美等西方国家才开始应用中国的构架原则方法”。

　　然而中国在这之前便应用此法建成了许多高层建筑，如现今仍在傲然屹立的建于辽代的67.3米高的“应县木塔”、宏伟壮观的承德的大乘之阁、直刺蓝天的天坛祈年殿，以及具有极高技艺的悬挑于绝壁的浑源县“悬空寺”及涉县的“娲皇宫”等。诚然，钢骨水泥的出现的确也为中国建筑的腾飞创造了良好条件，两者的结合也必然会产生出更大跨度与体量的民族特点建筑来。从本世纪20年代初，爱国建筑师吕彦直设计孙中山陵园、1931年建成的能容纳4000人的广州中山纪念堂一直到建国初期的重庆人民大礼堂、济南山东剧院和后来的北京民族文化宫、火车站、美术馆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的钢骨水泥建筑材料有可能会被更新更好的材料所代替，但是中国建筑所创造的科学的框架承重受力原则将是永远不变的。

　　然而，至今仍有些人继续在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中国建筑“是木结构、无法适应大空间大体量的现代化”等等。大量的“现代化建筑”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天际线被高高低低，尖尖圆圆、斜斜正正的屋顶勾划得支离破碎，中国建筑美轮美奂的“大屋顶”患上了失语症，失去了话语权。

　　中国建筑体系中的另一辉煌成就是独具特色、举世无双的屋顶。“大屋顶”是五十年代出现的新名词，它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统称，但绝不是单指“太和殿”式的由大屋盖围铺的墙体上的“宫廷建筑”，而是泛指包括“民居建筑”、“市街点缀建筑”、“园林建筑”、“宗教建筑”等等在内的多种建筑。其屋顶造型瑰丽多姿、变化无穷，令人看后心旷神怡。梁思成先生说：“在西方的建筑体系中屋顶素来是不受重视的部分，除了穹窿顶得到特别处理之外，一般坡屋顶都是草草处理，生硬无趣，甚至用女儿墙把它隐藏起来”。然而屋顶在中国却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在实用功能、技术、做法和审美形象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如中国建筑有着深远的出檐与凹曲的屋面，屋面上部曲线陡峻，利于迅速排泄雨水，中部趋缓，下面的檐部则反宇上挑，这既可使急冲下的雨水排放得更远些，以利墙基的保护，又起到了遮避烈日、吸纳阳光、改善通风等诸多功能，再加上富于浪漫色彩的屋面翼角处理及梁柱间的合理比例搭配，便使整座建筑实现了功能与造型的完美结合，从而产生出超乎寻常的艺术感染魅力!对此，梁思成、林徽因曾高度评价道：“历来被视为极特异极神秘之中国屋顶曲线，其实只是结构上直率自然的结果，并没有什么超出力学原则以外的娇揉造作之处，同时在实用及美观上皆异常地成功。这种屋顶全部曲线及轮廊，上部巍然高崇，檐部如翼轻展，使本来极无趣、极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是别系建筑所没有的特征”。

　　由此及彼，中国建筑还创造出了众多形态各异、五彩缤纷的屋顶造型。诸如：庑殿顶、歇山顶、卷棚顶、重檐顶、悬山顶、硬山顶、穹窿顶、毡包顶、单坡顶、平顶、囤顶、盔顶、拱顶、园形攒尖顶、四角、六角、八角赞尖顶等等，不胜枚举。建筑师们完全可以自由地选取不同的造型进行组合，就像音乐家利用七个音符纺织出万千旋律那样，可营造出多彩多姿的生活居住环境来。这便是中国大屋顶建筑的特色所在、精华所在!如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优越的“资本”条件呢。

　　西式平屋顶采用防水卷材及保温层，造价略低，但容易积水和渗漏，易老化、寿命短，大大地增加了事后的维修投资与麻烦。中式坡屋顶采用琉璃瓦或泥瓦，造价略高，但其排水流畅，不易渗漏，使用寿命长，大大地减少了事后的维修投资与麻烦。更重要的是它坚持了民族特色，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综合看来，仍中式建筑为佳。由此可见，一次性的投资额并不能作为是否浪费的标准，而应以长期综合的效益来予以评定。

　　重要西式建筑的墙面大都采用石料饰面，后来又发展为铝复合板幕墙和玻璃幕墙，用以显示豪华并弥补其方盒子造型的单调与枯燥。这些外墙饰面都很昂贵，尤其是高级的幕墙饰面，每平方米造价已远远超出了建筑的主体平方米造价，因而成为总体造价中的大项，它不但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还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光污染，得不偿失。相形之下，重要的中式建筑却无需使用如此豪华昂贵的外墙饰面，采用最便宜实用的普通的饰面材料即可，有的甚至保持原砖墙本色，仅仅是勾勾砖缝而已，因为它不是靠“摔钱”而完全是依靠自身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来展现其自然朴实之美。这种自然朴实之美恰恰是勤劳节俭的中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探索提炼的结果，它反映了华夏儿女能以最低的代价换取实用、经济、美观等较高综合效益的才智与宝贵的节俭品质。这本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遗产精髓，却被那些带滤色眼镜的人诬为“浪费”，他们“反浪费”的结果不但事后没带来节约，反而带来了更变本加利“洋式玻璃摩天楼”的巨大浪费和珍贵中国建筑特色的丧失。这种触目惊心的因果关系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北京西客站建设了一座登峰造极的超级‘小亭子’，它的造价竟高达8000万元!”，这是截止目前最为骇人听闻的评判中国建筑“浪费”的所谓“依据”。

　　其实真正花钱多的并非那座中式小亭，而是亭下的巨大洋式门架。笔者曾应邀为某地设计建成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纯大屋顶”式的大门，总长23米，高11米，面积116平方米，虽然斗拱、额枋俱全，并采用了高级的“和玺彩绘”与特制的琉璃龙吻(大者高1.5米，小者高1.2米)，但建成后总造价仅30余万元。每平方米造价约3000元。这是参照国家的统一定额统计出来的。北京同样也要执行国家定额，只是取费标准与材料差价略有不同，两者差距不会很大。

　　西客站的“小亭子”为二层重檐结构，面积估计也就在300万元上下，再考虑材料差价与超高费等因素，即使将其翻一番，为6000元一平方米，总造价才600万元，只占骇人的8000万元的造价的十三分之一。而其余7400万元则是用在了超大跨度的门架上。本来该门架若在建筑结构设计上稍下点功夫，或者遵循中式做法让亭子的四根角柱“落地生根”，将超大跨度的门洞变为三个跨度小的门洞(处理好了并不影响美观)，那么总造价将会大幅度地降下来。然而，由于设计者追求现代结构极限上的技术突破，并为之研制了耗资巨大的全新吊装工具与工艺，所以才付出了如此高额的代价，这种做法本来与大门上的小亭子毫无干系，即使不装小亭子而改装为西式尖塔，这个巨大代价也将无法避免。可是有些人对这一基本事实却视而不见，偏偏把浪费罪名统统强加在无辜中式建筑头上。假若发表这种议论的是某些深谙建筑技术的“权威”或评论家，那他们不但是对未来建筑走向的严重误导，更是对“中华建筑魂”的极大伤害与阻断。

　　实事求是地讲，北京西客站的设计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上部屋顶与下部主体尽管在格调上很不协调，但它毕竟是在中式建筑技术人才濒临断代的艰难情况下，为弘扬中华建筑文化，为探索民族特点与大型现代化建筑相结合的途径而进行的大胆尝试，这属于前进中发生的问题，是可以补救改进的，将来也会更趋成熟的，因它与那种崇洋的“欧陆风情”有着本质的不同。应该说如此大型现代化且具有标志性的精美的各类“大屋顶”建筑与洋式建筑相比，在我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它还不足以与那些曼哈顿式的“混凝土树林”相抗衡，更不足以营造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城市特色景观与氛围。

　　假若有一天我们发现，身边的具有强烈民族属性的建筑文化已经荡然无存，到处都是别国的文化建筑，人人都在说着外国话、写着外国字，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还存在吗?传统民用公共建筑可以大量采用外国的先进材料和技术，可以进行简化和材料替代，但“大屋顶”科学的传力结构与富于特色而又实用的屋面基本造型则是没有任何理由让洋建筑或伪传统建筑来替代。要防止那些自己干不了，又不允许别人干的假借“反复古”之名或改革创新之名、对传统建筑进行肆意的洋化与篡改。绝不能让持续数千年未曾间断的建筑文化特色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断裂。这是每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建筑师义不容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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