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欲望与底层想像社科职称论文发表价格

　　摘要：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一般而言，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称为城市(city)，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城市的行政管辖功能可能涉及较其本身更广泛的区域，其中有居民区、街道、医院、学校、写字楼、商业卖场、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文章发表在《新西部》上，是社科职称论文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城市欲望,城市管理,底层想像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的起源从根本上来说，有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两种类型，因“城”而“市”就是城市的形成先有城后有市，市是在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类型的城市多见于战略要地和边疆城市。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强劲推动激发各地之间的经济竞争，城市逐渐成为评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坐标。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城市个性特色之间的品牌竞争。每个城市，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特色和经济特色，都试图在通过一种自身文化特色的宣扬来成为被欲望的对象，并由此赢得资本的青睐。这种城市形象的媒介化过程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诱导下，借助发展的名义和传媒的光环，不断释放城市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一种城市的自我认同的人格化方式，更是投资开发商和行政管理官员一起合力打造的现代化景观。

　　一、《新周刊》的城市意象

　　城市是现代化的标志，汇聚大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是大众传媒的对象和土壤，其传播价值在现代性过程中扶摇直上：“城市已成为一门显学，政府的政策和雄心、民间的智慧与热爱都围绕着它旋转;它无视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领地疯长，它在各种人群的不同嗜好里共同蔓延，它是大众情人以致人们现在说话时不提它如同女人没化妆就出门。”2 当旅游成为工业，文化成为品牌，规划成为政绩的时候，作为地方政府的形象公关手段，从视听广告到形象大使，从城市标志到城市雕塑，城市正在把自己纳入一个越来越媒介化的视野当中。3 有关城市的规划发展和日常生活的网络论坛沸沸扬扬，爱与恨，希望与建议，形成各种言论大战，而各种各样官方的、学院的以及民间的城市排行榜不断出炉，4 城市从未像现在这样在意自己在所有这些名目繁多、标准混乱的排名中的起伏。在城市形象的主体化过程中，欲望是一种症候：“对得到承认的欲望说到底就是对欲望的欲望。因为，想被承认为一种价值也就是希望被别人所‘欲望’，就这个词宽泛的意义而言(例如‘被赞美’)。”5 显然，城市的发展形象直接牵涉到各种级别和规格的政府中心主义的命运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态度。

　　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会聚焦大众传媒?为什么大众传媒要雕刻城市形象?为什么要把城市形象明星化?总之，城市的媒介化的动机是什么?

　　通过文献整理和调研访谈，我们对《新周刊》的个案研究主要通过对它的城市叙事进行分析，试图说明城市化与媒体运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媒体对于城市化的影响，媒体为何始终热衷于城市话题的报道，其间的利益关系何在?以及如何评价在各种利益的裹挟之下的媒体话语的公共性?从而揭示城市化的媒介化所展现的传播特征。

　　一.机遇

　　《新周刊》与城市的关系凸现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实脉络。据统计，1990-2001年这11年间，中国大陆地级城市数量由188个增加到269个，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由31个增加到41个，城市覆盖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2001年城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达37.7%，比1990年提高了10.3个百分点。6 在第三产业成为经济主要增长点的时代，城市的影响力来自城市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媒介作用，如优越的地理位置，强大的经济实力，发达的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条件，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有效的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等社会服务手段等，换言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媒介，城市的媒介化蕴藏着极大的市场价值。

　　《新周刊》创刊于1996年8月18日，以双周刊的节奏保持对社会潮流动态的高度敏感，每期的大型封面专题以15到40页的篇幅全方位报道具潮流性和趋势性的内容，而“城市”栏目作为有意经营的一个品牌，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自1998年推出《城市魅力排行榜》(1998年8月1日，No.45)一鸣惊人之后，关于城市的话语铺天盖地，举凡城市规划、命名排行、发展策略、城市移民都在《新周刊》组织的若干个城市专题中展开讨论，同时借助其它媒介文本如摄影日记、流行歌曲、电影和文学，把城市搬上版面。7 总之，从通俗文化叙事的层面来延伸城市概念和城市形象的可传播性逐渐成为《新周刊》的不变主题，特别是“要如何经营一座城市”的悬念与媒介影响力平行推进。8

　　二.话语

　　《新周刊》的城市叙事从排榜、命名、摇旗呐喊开始，逐渐转入不断循环的反思与批判，以后再把报道的重点扩展到整个城市生活方式。这首三步曲并不截然分离，相对自成体系，思考路径与表达方式都各有特点。

　　1、排榜、命名与摇旗呐喊

　　《新周刊》是以城市命名者的身份卷入媒体竞争，这是一个非常贴切当下发展欲望的传播支点：“在大众旅游和文化工业的市场上，城市在自身定位上的竞争引起了城市形象制造者的强烈兴趣。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城市当作某种形象集合来展示或者出售。在某些时候，它们甚至成了自己现在或过去的幻影或是反映。”13 这种幻影最重要的传播特征就是自反性：通过注视他人来反观自己。1998年刊布的“城市魅力排行榜”把17座城市打上标签：最大气的城市：北京，最奢华的城市：上海，最伤感的城市：南京，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最具流动感的城市：武汉，最古朴的城市：西安，最男性的城市：大连，最精致的城市：苏州，最温馨的城市：厦门，最女性化的城市：杭州，最浪漫的城市：珠海，最悠闲的城市：成都，最火爆的城市：重庆，最神秘的城市: 拉萨，最有欲望的城市：深圳，最辛苦的城市: 香港，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把城市的文化个性用一种个体感知的方式来阐释，自然是把信息简化到极点而爆发出传播的能量。

　　2、表象的反思

　　经济全球化的普遍想象，使得上个世纪末期开始的城市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借助资本流动以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城市框架扩展的发展理想逐步呈现其光环效应，使得城市的广告化成为发展意识形态的样本。权力和资本的布局，不仅是一种支配手段，更是一种现实动力，全面启动城市欲望的释放。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城市规划的弊病，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摊大饼”，不仅农村没有变富，城市反而变穷而沦为“城市乡村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造成严重的‘城市病’：“撤县改市的换牌运动和城市圈的圈城运动是否另一场‘大跃进’”?显然，修建被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不过是权力美学的泛滥，从根本上说，是资本导向下城市产业利益集团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20 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那里，空间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对普通人来说，空间和环境则是一种必须尽量维持的生存条件，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两种力量的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

　　3、确认“城市复兴”，关注城市生活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制造话语是制造注意力的基本手段。在话题成为人们关注点之后，延展话题和调整视角就成为必要的策略。“在题材选择上，《新周刊》有一个阶段性的市场策略。最初几年，《新周刊》的形象是批判者——特别批判，特别爱说不。这是因为那时的市场空间决定的。我这么做，我才能拿到市场。那时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姿态，先破，但还谈不上立。但在2000年的第一期就发生巨大变化，主动采取了“立”的姿态——这一年从批判者开始转型为生活潮流的引领者。我找到一个词，叫‘生活方式’。”24 当然，这种转向也与“政治正确性”的舆论导向要求相关，《新周刊》因为一期“20年备忘”专题而遭到停刊整顿三个月。“‘生活方式创意榜’，是我们转向对生活方式关注的开始。”25 城市作为文化认同的对象，需要媒体话语来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政治经济功能以外，媒体还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功能，它创造具有地方色彩的都市文化，提供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义。这往往就需要把传播的有效性转换为信息的冗余度，信息的重复调度甚至成为程序。《新周刊》的成就在于制造城市的排名，而这种排名又需要不断的循环。1988年,《新周刊》把成都评为“中国最休闲的城市”，2000年以“第四城”为成都命名，2004年再看第四城。关于北京的专题至少有两期(“不一样的北京”和“回到北京”)。关于上海的则有“外滩及其倡导的生活”和“上海不是榜样”。关于户口的专题也有两期(“户口里的中国人”和“狗日的户口”)。城市的感性排名则越来越动词，如2004年城市排行榜的内容是“最忙城市排行榜”与“最懒城市排行榜”;而报道内容则越来越名词，“某某城市的十张名片”几乎是常规模式。

　　城市发展因产业结构的更新水平不一或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时差往往导致城市形象需要媒体来重新定位，从而“发起了我们时代的城市复兴运动。”。“城市复兴”26 的出现就是这类叙事，沈阳、石家庄、常德、汕头、三亚等一系列因曾经面临城市形象危机的城市在讲述他们如何重塑形象，树立政府公信力和重新打造城市魅力。“最说不清的城市”的广州在2002年9月1日的《新周刊》上再次登场：“就这样爱上了广州”。城市生活的流体状态转化为新的话题，比如“不一样的北京”“回到北京|”(2001年8月15日)等关注城市移民的专题。“户口里的中国人”则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户籍制度。《新周刊》也关注新兴的社会群体，最先提出“飘一代”概念，“特指那些内心迷惘躁动不安喜欢从一个城市游走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一种特立独行的快感却被铺天盖地的孤独和无所适从的惊恐所湮没的另类生存者”。而2001年11月的专题《忽然中产》以及同年12月1日专题《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则全面宣告一个全新阶层在中国的形成。从消费主义出发，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交响在中国奏响，中产阶级首先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世界公民。

　　三.策略

　　今天的媒体成败与否，用市场观点来衡量就是要看能否创新产品营销的模式。《新周刊》是在办刊22期后面临资金困境而绝地反击，逐步形成自己的经营之道，即在观点和视觉的开发之外把媒介行为整合到能够与广告、发行、活动等资源兑换的流程中。对此，主笔兼《新周刊》广告总代理新锐贰千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闫肖锋这样说：“其实，《新周刊》有着其他媒体并不具备的长处与营利模式，大家太看重广告的作用后，忽略了别的要素。”28 这个没有点名的要素就在于启动了观看和被观看、欣赏和被欣赏的欲望，这可以从每年《新周刊》发布的四大榜表现出来，即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国城市魅力指数榜、生活方式创意榜和中国年度新锐榜，在制造注意力的同时引爆竞争的欲望，从而为媒体运作本身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资源。

　　做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比如“第四城”引发的传播效益就一直在推动一个定义重庆的策划：“我必须要把这把火烧得更旺，让这个话题继续。这次我们找到的点火的时机就是今年在重庆的‘亚太市长峰会’，这个时候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躁动，这是需要一种表现力的时刻，有冲动，有自我需要反思和构想的时候，这个阶段非常的热，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找一个点。”29 但是，仅有一个支店是不够的，还要从支点上启动新的想像。在“重庆专题‘第N城’首发式上，封新城一上来就跟重庆人说：“我们错了!”这意思是说，不应该当初把成都选为第四城。封新城还有一种套中套的说辞：“城市竞争所导致的城市排序一直是社会公众及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将重庆定位为‘第N城’，固然与5年前对成都的“第四城”命名有关，但是，不同于‘第四城’的是，‘第N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排名，对于重庆这样一个最具想象力空间的城市，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发展悬念和可能性，而这一点，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不能比拟的。《新周刊》的‘第N城’，与其说是一个命名，不如说是一种前瞻性的预言。‘N’这个字母所蕴涵的无限可能性而言，重庆甚至是‘第一城’。”通过未知数的命名所销售的话语平衡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商业竞价。

　　二、大栅栏的媒介气息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兴盛起来的发展主义潮流下，发展传播学曾经把社会发展和媒介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考察定义为现代化的指标。在轰轰烈烈的全球城市化运动推动下，城市的景观成为发展的名片。但是，城市化本身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区隔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遮挡。这种区隔来自于社会分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在把阶级换为阶层的公共语境转换中，阶层的分类不过是社会等级的空间再生产。定义社会阶层分类的指标可以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拥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关系、消费水平、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按照韦伯的定义，主要表现在社会声望(文化资本)、经济收入(经济资本)和权力地位(政治资本)，如在这三者的综合考察中基本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社会人群当属于社会底层。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这种流动不仅仅是向上的流动，也有向下的流动，并在城市的角落聚合边缘人群，北京大栅栏地区是这一现象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具有一定的后现代都市特征，即社会意义上的边缘不再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重叠。

　　一、印象

　　社会学家认为，“当代城市是移民运动的扩展和共存文化的异质性的代表，是一个强化社会不公平的因素和连带系统功能不足的标志，同时也是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的场所和日常生活不断制度化的场所，所以当代城市根据其扩大和多样化的情况创造出三个范畴的陌生人和三种层次上的陌生，即国家的陌生人、城市的陌生人和组织的陌生人。”37 当我们以普通身份深入研究对象的地理环境时，我们也成为陌生人。总体而言，除了作为商业街的大栅栏街的繁华景象之外，大栅栏区域的其它大部分区域都处于一种凋敝和灰色之中。即使是廊坊头条这样的传统商业街巷，由于年久失修、风雨销蚀，也显得过分拥挤、狭窄，混乱不堪，更遑论街区内部的其他街巷了。往西不远处的媒市街正处于拆除的状态，整个南北沿线一片狼藉。在废墟、烟尘和机器的轰鸣声中，挺立着一些残垣断壁，依稀可见当年四合院院落中老式宅屋的轮廓。在廊坊二条与媒市街相交的路口，有报摊售卖各种报刊(以都市报、杂牌刊物为主)和版面耸人听闻的小报(卖报小贩叫到：赵忠祥被判刑、刘德华自杀!)，书摊上卖着显然是盗版的《哈利•波特》。全球化的故事文本、现代化的幻想叙事，就这样与黑白的历史和落魄的传统，在轰鸣、嘈杂的烟尘和废墟中不期而遇。这种的社会景观不是电影镜头，而是现实的社会纵深和底色本真。

　　初次进入大栅栏的街区，从街头即景和当地干部近乎一致的叙述中，就感受到那种局促和煎熬的生活。那些已经历经沧桑，并在时代的洪流中被不断整饬、拓展的变形了的四合院，灰鸦鸦一片，静默地蔓延在一条条逶迤的胡同周遭，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这些房子有新有旧，大多数都是上百年的老房。大部分胡同是很安静的，与前门一带的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偶尔可以看到居民坐在门口读报(几乎都是《北京晚报》)，但更多的，是紧闭大门，有的甚至还写上“谢绝来访”、“禁止串门”这样的字句。后来进行问卷调查时的遭遇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句戏言，而是一种心态的宣言，一种群体氛围的标示：整个街区的社会心态是保守的、怀疑的、不信任的、警惕的、防守的、排外的。那种打量的疑虑眼神、那种不容解释的拒绝的语气，让人触目惊心。这种隔膜和不可沟通性是如此强烈，随机性的入户问卷调查无法进行，显然是感觉到社会排斥之后的一种拒绝交流的集体无意识。联想到整个区域现状的不确定性、未来命运的飘摇对人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的无情摧残，联想到现实孤独、绝望、遭遇排斥的处境对于人的善良、友好和进取心的消磨和嘲讽，足以理解这种社区的封闭性。这种冷漠的外观标志着这个社区在某种意义上的社会退化，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整体性的缺失。

　　二、情境

　　传播媒介的使用是创造、修饰和改变社会人群描写的方式。对于传媒媒介的社会使用行为，按照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提出一种区位性行动的分析方法，分析单元可包括时空特征(谁在什么地方接收多久什么样的节目)、权力关系(谁控制节目接收)、互动形式(接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受众关系(性别、年龄之间的差异)、技术规格(传媒媒介的技术分类)等，41 我们对传播情境的调查主要考虑到主要的社会特征，即从社会空间的差异格局出发，把整个大栅栏地区的媒介使用者和使用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公务类型：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使用的媒介样式包括：电视、报纸、电脑网络、板报、宣传栏、传单等。主要目的：办公系统的信息传递(如文件、通知等信息的传递，不少社区的办公室，人们使用网络聊天工具传递这些文件)、对群众的政策宣教(最常见的方式是组织群众观看电视专题片，如计划生育知识宣讲、消防安全法规宣讲等)、对公众和媒体的公关(策划报道、影响媒体的议程设置，提高政府形象，常见的形式包括出版宣传册、开办政府网站、联系媒体进行典型人物和事迹的报道)、掌握信息资源(通过媒体掌握行政工作必需的社会信息、通过党报、党刊等了解方针政策等)。

　　商务类型：这些店铺因其规模和实力不同，使用媒介的样式和介入媒介运作的程度差异很大。一般的小店铺对媒介的使用主要目的是借此来营造一种商业氛围，如常见的大多数小饭馆和小发廊都会在角落安装一台电视机，以此制造气氛，为顾客在等待的时候消磨时间提供便利。而实力雄厚的大店铺，则可能会利用资本等手段策划一些社区的新闻事件，以此来达到其商业目的，如张一元茶庄资助失学儿童的社区新闻(见下面的《开学了，让特困孩子高兴上学》)。

　　三、回音

　　当代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在对法兰克福批判学派进行批评的时候指出：“他们所共同具有的缺点：根据传媒机构的特征或功能和传媒信息的特点来解释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倾向。这是一个缺点，因为，不能设想，由传媒机构传布的信息，依靠这些机构的组织或者这些信息本身的性质，当信息被人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接收和收用时将具有一个已知的结果。不能设想，接收传媒信息的人，由于接收了它们，就会被迫以模仿性和适应性方式行动，从而被束缚于他们的行动和据称强迫他们的信息所复制的社会秩序。”47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效果研究的新发现就指出“媒介对人做什么”的命题正在转化为“人对媒介做什么”。我们通过调查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低估基层民众的智慧是很无效的。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认为老百姓是愚昧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老百姓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只可惜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群众反映心声的渠道太少了”。我们有的只是想当然的所谓专家建议和把持着资源的利益既得者的声音。基层民众对媒体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对媒体的话语方式和报道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这种立场来自于他们希望改变信息传播的权利不平等的诉求。

　　首先，他们对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有较高的期望值，认为基层和上层之间的信息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例如，有居民表示，“现在政府与群众的分歧就在于，上头不了解民情民意，不与群众沟通，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专家们也来我们生活一段时间”，他们就知道“什么叫水深火热”，就不会“清谈空谈什么保护”，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有官员说：“要是媒体早点报道大栅栏地区的困境，能够早点引起上头足够的重视，或许问题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

　　第二，他们对大众传媒的社会代表性不足表示不满，认为媒体的立场和主流话语是背离底层人的实绩生活。有被访者认为，现在媒体上“除了车子，就是房子”，离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相差千万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压力很大”，“感觉社会差距太大了，令人难以忍受”。通过大众传播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与自身生活处境的反差形成一种心理距离。

　　早期，人类居无定所。随遇而栖，三五成群，渔猎而食。但是，在对付个体庞大的凶猛的动物时，三五个人的力量显得单薄，只有联合其他群体，才能获得胜利。随着群体的力量强大，收获也就丰富起来，抓获的猎物不便携带，找地方贮藏起来，久而久之便在那地方定居下来。

　　社科职称论文发表价格须知：《新西部》杂志是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于2000年6月创办的国内首份以西部大开发为主题的刊物。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步伐，《新西部》坚持“以平民视角关注人的生存，以纪实风格展示西部风物”，将国家有关西部开发的政策及其变化和涉及西部发展的重大事件、焦点人物、热点话题、权威资讯，及时而又多角度地呈现给读者，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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