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比较优势与江南文化中心转移

　　关键词：城市比较优势;上海;江南

　　摘 要：江南地区历史上先后存在过四个文化中心，即南京、杭州、苏州与上海。南京与杭州都因政治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而苏州与上海则主要因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合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是古代首都功能的常态，这是由其时中国城市特性所决定。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交通发达，联系便捷，经济一体化加速，苏州在交通、贸易、人才诸方面优势明显，遂成著名经济中心，连带而成文化中心。近代上海在交通便捷、贸易发达、社会安全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成为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上海与苏州在自然禀赋、经济结构等方面尽管有不小差异，但在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方面，两者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却高度一致。在闭关自守时代，苏州优势大于上海，海禁大开以后，上海优势大于苏州。于是，明清江南文化中心在苏州，近代开放以后，便移到了上海。

　　从较长时段来看，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存在着随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变化而转移的两种倾向。南京与杭州均因政治地位提升而成为江南文化中心，苏州与上海则主要因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江南文化中心。

　　一

　　南京是江南地区第一个堪称文化中心的城市，也是第一个因政治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的城市。

　　先秦时期，江南属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司马迁、班固等史家笔下，这里土壤卑湿，丈夫早夭，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在全国数得出的城市与文化名人，均寥若晨星。西汉以后，这里经济有所发展，农业、渔业均有明显进步。三国孙吴对这里的经营，使这一带面貌大变，进入 “谷帛如山、民无饥岁”阶段。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南朝时的江南，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1孙吴、东晋与南朝的宋、齐、梁、陈，均定都建康(建业、金陵、江宁、南京)。经过三百多年的经营，建康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这里街道宽敞，宫殿巍峨，寺庙庄严，儒学、玄学、文学等机构林立，文化名人荟萃。其时江南，尽管还有京口(镇江)、毗陵(常州)、吴郡(苏州)、会稽(绍兴)、余杭、东阳(金华)等城市，但它们的繁盛程度与文化影响，均不能望建康之项背。

　　杭州是江南第二个因政治地位提升而崛起的文化中心。杭州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秦代，但其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则始于五代时吴越国定都这里。正如宋人所言：“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1]59以军功起家的钱鏐，颇懂安邦治国之道，保境安民，不轻用兵，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鼓励贸易。钱氏祖孙三代统治吴越国仅七十多年，但对杭州城市影响极大。他们在原杭州城治所的基础上，建设了包括子城、夹城、罗城三重环绕新的都城，并修筑钱塘江堤，治理西湖，开辟道路，兴建宫殿，奠定了杭州作为伟大都城的物质基础。北宋时，杭州已是全国性大城市。南宋定都杭州，更有力地促进了杭州的发展，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世界著名大都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南宋时期，尽管江南地区还有一批颇有影响的城市，如苏州、扬州、江宁(南京)、明州(宁波)、秀州(嘉兴)、温州、江阴等，但其规模与影响都远不及杭州，苏州、扬州都因遭受兵燹而有不同程度的衰落。

　　二

　　古代中国大城市，均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关键节点，都城是一国行政中心，郡城(省会)是一郡(一省)行政中心，没有脱离行政系统之外的独立城市。这是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关键不同。合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是中国首都功能的常态。南京、杭州如此，长安、开封、成都等曾经作为都城的城市亦如此。在这种格局与传统下，明清苏州，作为非首都城市成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就显得相当特殊了。

　　关于明清苏州作为江南文化中心问题，学界已有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这里仅撮其要者，作一概括。

　　明清苏州作为江南文化中心，有以下三个方面突出表现：

　　(一)文化人才荟萃，作品繁盛而卓越

　　明清苏州普遍重视文化，重视教育，书院多，文人众。苏州府考取进士，明代1055名，占江南考取总数27.3%;清代827名，占江南考取总数20.6%。其中状元数量，明清江南共79名，苏州府34名，占了43%。[2]苏州因此获得“状元之乡”的美誉。

　　科举之外，凡与文相关的方面，文赋诗词、书法绘画、戲曲音乐、雕刻园林、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方面，苏州均很发达，人才蓊郁，作品繁盛。

　　明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前七子”“后七子”中，徐祯卿、王世贞都是苏州人;明代归有光是崇尚唐宋古文的著名作家，画坛“吴门四家”(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风靡一时，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清代钱谦益、沈德潜、吴伟业均为文坛领袖，徐釚所著《词苑丛谈》是当时词学经典。至于通俗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更是名著众多，脍炙人口，许多代表性、巅峰性作品出自苏州作家之手。冯梦龙编著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是那一时期言情小说的代表;魏良辅变革昆山腔，使昆腔传奇成为明清戏曲主流剧种，被后人奉为昆曲始祖;梁辰鱼创作的《浣纱记》、李玉创作的《清忠谱》、朱佐朝创作的《渔家乐》、朱创作的《十五贯》，都是清代戏曲经典。

　　数学、天文学方面，最杰出的是王锡阐与李锐。王锡阐既勇于接受自西洋数学、天文知识，又不迷信，努力会通中西，自成一番气象。李锐整理、疏解大量中国传统天文学、数学典籍，同时吸收西方数学知识，会通中西数学，成就极高。

　　医学方面，吴有性在研究各色传染病方面，唐大烈在集会讲学、切磋医学、编辑《吴医汇讲》杂志、开创吴门医派方面，叶天士在研究温病学方面，均领异标新，独步一时，影响甚广。

　　至于顾炎武在经学、史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三惠(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以及惠栋学生江声在考据学方面的非凡业绩，钱大昕、王鸣盛在经学、史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唐甄、冯桂芬在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造园家计成造园名著《园冶》的历史地位，蒯祥领导建造紫禁城的非凡成就，早已为世所熟知。

　　(二)分工细密，精益求精

　　明清科举考试并不是完全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录取制度，而是实行分省取士制，即根据各地的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录取名额进行有差别的定额分配。1这么一来，应试者众的江南地区，录取率就大大降低。据研究，清代江浙等省应试士子与中举名额之比，通常超过100∶1，高的可达145∶1，而北方顺天府和商籍的录取比例则在20∶1至50∶1之间。[3]其结果，99%以上的江南读书人，在由学而仕的道路上走不通，有相当一些人便去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即使在没有明确知识产权规定的时代，知识产品也存在着原创性、独占性品质。一个问题前人研究过了，出了成果，后人就不能再重复一遍，如果重复也没有价值。这样，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与学术专业内部的分工细化，必然存在着一定比例关系。某一领域从业人员少，则分工粗疏，从业人员多，则分工细密。分工细密会促使学术趋于系统、精细、实在。学术如此，技术、艺术也如此。康熙雍正年间，苏州加工布匹、丝绸的踹坊，就有450多家，那么多家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布匹、丝绸质量自然非同寻常。苏作工艺种类多达五十余种，且分工专业，加工精细，制作讲究，所以水平格外高超。[4]

　　同行众多，必然带来竞争。苏绣、苏玉、苏雕、竹刻、“四王”的绘画、顾炎武、钱大昕的考据，各种顶尖的学术、艺术，都是沿着精益求精路子，获得成功的。苏作雕工玉器以小、巧、灵、精出彩，无论圆雕、平雕，都优美别致，图案线条刚柔结合，不留碾琢痕迹。史称“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吴郡”。2

　　(三)引领时尚，影响广远

　　明代江西人章潢曾如此称赞苏州地区文化：“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啬也。”3在审美情趣方面，苏州已独立潮头。

　　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张瀚记述：“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4张岱也说：“且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诚哉其赶不着也!”[5]106“赶不着”三字，生动地描绘出苏州在服饰方面引领角色。王士性曾在多处为官，见多识广，他说：苏州人聪慧，喜欢艺术，“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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