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的演进规律和一体化发展特征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城市群的一体化来带动区域协调并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基于城市群发展的相关理论，对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规律进行阐释，并在“结构-联系-共享”的框架下分析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内在特征。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形成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的形成是区域空间从无序均衡到中心-外围再到多中心多外围复合网络式发展的过程，城市群从而成为特定空间内由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形成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功能区域，会伴随着要素和资源在市场规律下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而合理的空间和产业结构、密切的经济和生态联系、资源和服务的共享正是城市群发育的内在属性特征。对于城市群一體化发展，未来可以从规划引领、利益协调、都市圈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推进。

　　关键词：城市群;一体化;演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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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群的日益崛起是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特征，由地域上相近的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多个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逐渐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我国传统的“四大板块”战略也在向城市群进行拓展和延伸。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都强调了城市群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同时国家还集中出台了多项城市群的专项规划，以此促进城市群更好的发展。而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群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加强。特别是201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长三角进入了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历史阶段，也更加凸显了城市群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战略作用。

　　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具有自身特定的发展优势，能够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张学良和李培鑫，2014;张学良等，2017)，[1][2]通过城市群的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并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也是相关战略实施的应有之义。而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从而发挥城市群的集聚优势，则需要以相关的学理分析作为支撑。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主要对城市群的演进规律和内在特征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群一体化可能的分析思路与实施路径。

　　一、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关于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相关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古典区位论，其从产业和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阐述了经济空间形成的规律和机制。杜能(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Weber)的工业区位论分别揭示了农业和工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而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则较早地从区位选择的角度对城市体系的形成作了描述，其假设每个生产者的市场区位取决于运输成本和最低需求，通过分析指出高规模等级的城市同时提供高等级和低等级的商品和服务，而低规模等级的城市则只能提供低等级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各个城市之间会形成一种有规则的六边形等级均匀分布关系。此外，廖什(Losch)提出了市场区位论，认为利润最大化应该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目标，从而将生产区位和需求市场区域结合起来，最终也得到了正六边形的最优空间模式。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逐渐向现代空间发展理论发展。艾萨德(Isard)将由区域经济结构所形成的空间系统作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从区域科学的视角分析区位问题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乌尔曼(Ullman)提出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强调了资源配置的区域性，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各种的物质、人员、资金、信息的交流和联系，这种相互作用使得地域上相近的不同规模城市共同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弗里德曼(Friedmann)则对区域空间的演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在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空间会呈现出从简单无序发展到单一的中心-外围结构，再到多重复杂的中心-外围结构，最终实现紧密联系的空间一体化的演进趋势，在此过程中会出现由农村到城市再到城市群的演变。

　　此外，以佩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累积增长理论等为代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也论证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城市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中心城市对外围边缘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群形成的内在规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区域间完全的平衡发展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有主导产业部门和中心城市依托自身的优势率先发展，然后通过其辐射和带动作用来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而这种增长的模式同时也会塑造特定的空间形态。陆大道(1985)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发展现实提出了“点-轴”开发的空间结构理论，指出区域增长极会沿着主要交通轴线和水域轴线向外扩展，形成新的经济空间。[3]

　　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也讨论了城市空间向城市体系的演化，经典的Alonso-Mills-Muth的单城市内部结构均衡模型对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较好的分析，围绕城市中心的CBD，通过对交通成本和住房成本的权衡与比较，最终会形成特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在单中心城市模型的基础上，Henderson(1974)对城市体系的形成进行了论述，认为城市发展同时具有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集聚经济来源于本地化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如对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共享，以及企业间的技术溢出等，而集聚不经济则来源于规模过大所产生的拥挤效应，如地租上升、交通拥堵等，随着城市的扩张，集聚的效用会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因此存在最优的城市发展规模。[4]同时作者假设城市都只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而不同的产业部门往往具有差异化的规模经济程度，从而从事不同部门生产的城市会具有不同的最优规模，由此形成了一种规模等级结构。考虑到城市只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假设过于严格，Abdel-Rahman和Fujita(1993)等引入了范围经济的思想，不同的产业部门会同时存在于城市中以享受产业多样化发展带来的好处，从而城市体系中不仅存在专业化生产的城市，也存在进行多样化生产的综合城市。[5]当制成品的交易成本比较低时，城市会变得更加专业化，而当中间服务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多样化的城市会更为有效(Anas和Xiong，2003)。

　　虽然涉及到了对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以及城市群的形成机制的论述，但上述理论都较少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分析，同时假定城市中心本来就存在，而对于其来源没有充分地讨论，对此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做出了较大的突破。实际上，传统的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较少地考虑空间因素，一方面是因为模型往往假设空间是同质的且不存在运输成本，另一方面，区域和城市的发展多是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上，这也会给建模带来一定的难度。

　　直到D-S模型的兴起，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使得模型中规模报酬递增的分析成为可能(Dixit和Stiglitz，1977)，[7]在此基础上，以Krugman(1991)、[8]Fujita et al.(1999)[9]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模型之中。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假设是“冰山”运输成本的存在，模型考虑了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所可能产生的运输成本并论证了其在集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垄断竞争、报酬递增和存在运输成本的假设下，相关学者对“中心-外围”空间以及城市体系的形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Fujita和Mori，1997;[10]Tabuchi和Thisse，2011[11])，认为靠近中间品提供商和消费者提高了生产厂商的需求，降低了厂商的交易成本，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而厂商的增加反过来也会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产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劳动力在此进一步地集聚，最终导致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的出现;但是过度的集聚也会产生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更高的拥挤成本，同时由于存在土地等一些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经济活动也会呈现出离散的趋势，随着到集聚中心距离的逐渐增加，那些远离中心的厂商可能由于竞争程度的下降以及周边地区的市场潜力增加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重新选址并在空间上形成新的中心，演化成为多中心的城市体系;在此过程中，运输成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塑造区域集聚和分散格局的关键性变量，而当城市间的运输成本足够低时，类似于美国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的城市体系就会出现(Mori，1997)。[12]

　　二、城市群演进的规律和影响因素

　　从上述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本质上体现了经济活动特定的空间配置和分布规律，特别是从单一城市向城市体系空间的扩展。在经济发展早期，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产业结构也较为单一，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无序分布的特征，各个地区之间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没有形成规模等级和产业功能的分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某个地方依托自身的自然地理优势或者受到外部的刺激而获得发展的动力，由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会提高要素报酬(Duranton和Puga，2004)，[13]初始的集聚会通过循环累积的过程自我加强，进一步吸引周边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此集中，从而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增长极，这打破了初始的低水平均衡状态，此时区域空间主要由单个相对强大的经济中心与落后的外围地区所组成。然而，单中心区域的规模并不会无限扩张，一方面，单一城市对经济活动的过度集聚也会带来负的外部性，产生拥挤效应，如地价上漲、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费用和生产成本上升等，从而形成一种向外的推力，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深入也提高了外围地区的市场需求，原有中心区域的部分企业和经济部门为寻求发展可能会主动到周边地区建立新厂和分支机构，这又产生了一种拉力。

　　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要素和产业会从中心城市沿着主要交通轴线向外围地区进行扩散，从而在其他地方产生新的经济中心，这些新经济中心与原来的经济中心在发展上和空间上相互联系、组合，形成一种多中心的空间体系，而同时每个经济中心又都会形成与其规模和功能相应的的外围地区，这样区域中就出现了若干规模不等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成多中心多外围的复合式空间结构，大、中、小城市在地理空间上聚集在一起，围绕不同产业或者同一产业的不同环节展开横向或纵向分工，并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由不同等级规模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在上述过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首先会从中心城区向城市郊区及周边毗邻区迁移并形成多个城市次中心，使得城市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展，逐渐向都市区演化，进一步地，由若干个密切联系且空间分布紧密的都市区则构成了城市群(Gottmann，1957)，[14]从而城市群的出现会伴随着一种“城市-都市区-城市群”的空间体系演进。

　　对于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集聚和扩散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机制，两者相互作用导致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趋于相对均衡，而集聚和扩散的相对力量会受到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交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加速了产业分工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使得地区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复杂，对城市群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城市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空间单元已不再仅仅是全球城市，而是要以全球城市与周边区域所共同形成的全球城市区域(周振华，2007)，这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其次，技术革新及由此带来的产业升级也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信息化经济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品的分工和生产得以突破行政区的界限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来实现，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功能也不断分化;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则为城市群的形成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动力和支撑，在降低要素和商品流通时间的同时扩大了其流动空间，从而促进了城市空间形态和区域城市体系的变化，也有利于城市之间形成广泛而密集的贸易流，使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逐渐成为常态化。

　　三、城市群一体化的内在特征

　　城市群的演进遵循着一定的市场规律，同时也会形成自身特定的内在特征。城市群的发育过程本质上就是城市体系不断进行完善和整合的过程，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下的要素集聚和扩散伴随着城市产业和职能的重新配置与分工，完整的城市体系会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时城市间贸易成本不断降低，推动区域建立统一的市场，产生大量的商品流和要素流。由此，城市群不只是简单的城市的集合体，而是特定空间内由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形成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功能区域，要在高等级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下，各个城市之间通过整合发展形成密切的联系和合理的分工，实现要素和资源在市场规律下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可以看出，结构优化、联系密切、资源共享是城市群形成和发育的内在属性特征，而对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我们也可以构建一个“结构-联系-共享”的框架，从城市之间的结构关系、联系关系和共享关系来考虑。在城市群内，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城市要具有合理的空间结构和分工结构，形成密切的经济、社会、生态联系，同时共享相关资源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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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城市群的演进规律和一体化发展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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