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刊发论文探究当前城市发展规划管理的新科技策略

　　摘要：尽管近年来长沙市农村劳动力素质有了一定提高，但长沙市农村劳动力仍然存在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难以向非农产业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难以提升从业的岗位层次等问题。本文选自：《现代城市研究》自1986年创刊以来，在各级领导、各位编委、专家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影响力逐年攀升，《现代城市研究》已成为国内本专业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中文核心期刊。本刊追求学术性、前沿性和前瞻性，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反映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新动态，刊载有创见的现代城市研究成果、述评、实例分析、文摘等。内容充实、版式清新，装帧精美，采用国际标准大16开本，每期配有专题性彩页介绍，真实生动地展现各地的城市风采。创刊十余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深受高校、研究机构、设计院所的广大读者好评。文化素质偏低既不利于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一应用，也不利于外出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增收。截止至2010年底，长沙市共有各类农民培训机构60多家，其中乡镇农科教中心38个，职业学校13所，其他培训机构10余个。共有专、兼职教师792人，主要来自教育、科技、农口各部门及乡镇农技人员。同时也有少部分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相关高等院校临聘的专业人员。共有计算机、电子、机械加工等教学设备2335台(件)，教学场地21万多平方米，建设有浏阳远程教育专用网站等相关涉农培训网站20多个。为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关键词：城市发展,经济建设,规划制度

　　随着长沙市农村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长沙市“退二进三”战略的实施，一大批化工企业、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从城市中向周边广大农村、小城镇转移。这些企业在振兴农村经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与安置问题，以及推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这些企业的生产废水、废气等直接或间接地流入到田间、溪坝、池塘等，导致鱼虾都无法生存。特别是工业污水的无序排放，造成部分农村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部分指标达不到饮用水标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恶劣影响，并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长期以来，工业化使得长沙市的农村与城市分离，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到2010年底，长沙市城市化水平仅为43.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比也要低约20个百分点。目前，长沙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领域广泛存在的需求没有得到释放，包括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就业压力加大，中小民营企业、县域经济等存在需求约束等，都是由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引起的。国际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拖着扭曲的“城乡二元结构”跨进现代化的门槛。长沙市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城市化加速发展是必然趋势，必须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有机整体，正如地理学家杰斐逊(M.tjeferson)在很久以前就己经注意到的：“城市和乡村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如果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那就是自然环境，而不是人工在上面的堆砌”.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长沙市城乡间差距逐步拉大，如何在转型时期建立新的城乡互动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已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焦点之一。哈里R范里安提出，农村发展不能单靠城市化辐射(在某种程度上会拉大城乡差距)，也不能盲目推行农村工业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两头启动，依靠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加以推进，这就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动力，并应用当代城市规划思想着重探讨了城市规划如何引导城乡关系的正常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2009)。杨培峰从目标取向、空间、经济、对策等角度对城乡一体化做了归纳和阐述：城乡一体化是基于对人的考虑和经济发展的追求，通过政策扶持，对城乡空间和经济职能的调整，而出现城乡空间融合和经济职能调整以及经济-体化的状态(2010)等。

　　20世纪90年代侧重于研究发展长沙市家的城市发展问题，如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于2009年资助，并邀请了55个国家的研究员共同参与讨论的发展长沙市家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等，研究认为经济“二元结构”等对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城市社会政策。

　　国内外相关的城市化研究，大多偏重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快速增长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机理研究，对发展后进地区、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而且对小区域微观条件考虑较少。因此，本研究将对近十几年来长沙周边农村的城市化进程进行综合分析，以长沙周边小城镇为考察对象，探索起发展机制，寻求一条能有利于质量与速度并重，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并存的模式，以有利于长沙经济社会建设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城市化”实质上指的是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它不仅包括城市人口和城市量的增加，也包括城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在本文中，笔者所要论述的城市化，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演变和产业重新组合的角度来认识的，主要是指由经济工业化、产业结构演进所引起的人口不断聚集、城市不断扩大，城乡差别不断缩小的一种发展过程。

　　农业剩余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农业剩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业剩余对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它的四个贡献：一是产品贡献，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工业生产原料。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农业的就业份额、产值份额都在大幅度地下降，但人们所需要的食物仍然要来自于农业。同时，农业部门提供的原料，也直接推进了作为城市发展动力的工业发展。二是市场贡献，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市场。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从而使城市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使城市化动力不断加强。三是要素贡献，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生产要素。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必然要求生产要素的不断增加和集聚。城市经济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由此提供的要素的高价格，也诱导着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些生产要素是城市化实现的基本条件。四是外汇贡献，城市化的推进也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外汇方面的支持。通过剩余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可以为工业发展换回进口国外技术设备所必须的外汇，从而推进城市化发展。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互推动的。由于城市具有外部规模经济、聚集经济效益以及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因此，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企业总会向城市聚集。工业化使资本、人口、劳动力、技术等资源向城市集中，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厂商特别是制造业厂商将工厂设在城市，必然会增加新的工作岗位，就业机会增加，会引起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中。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基础设施、住房、教育等需求也相应增多，由此产生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多，又会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集中，从而使城市逐步成为工业中心、贸易中心、交通运输中心、服务中心和科技中心，促进现代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工业化导致了人口与资本向城市不可逆转地聚集，从而使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十分明显的正相关性。

　　产业结构演进是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动力源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产业结构变革是城市化的主线之一，城市化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伴生发展过程。产业结构的演进，改变了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方式，始终是城市化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最直接影响是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动。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降低，而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相应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流向城市。当经济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从而成为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对于城市化的作用，与工业化时代相比又有显著的不同。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的膨胀和城市数量的增多，也就是城市化在“量”上的扩张，而第三产业促进的是城市软硬体设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城市化在“质”上的进步。

　　城市群是城市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放眼当今全球，发展城市群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实践表明，城市群作为全球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己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比如：美国的纽约、五大湖和洛杉矶三个城市群的经济占全美份额的67%,长沙市东部三大城市群也以占全国3.6%地方面积，创造了全国30%以上的经济总量。基于此，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

　　在城市群规模选择上，国外有以大城市为主的日本模式和以中小城市为主的美国模式，其主要区别在城市建设用地方面。由于大城市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承载率和经济产出率都大大高出中、小城市，日本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个数明显高出美国。工业的载体是城市，而城市的载体是土地且大多是平原。美国的国土面积中平原面积占70%,日本的人均平原面积只有800平方米。日本之所以能够克服平原面积狭窄对工业化、城市化的束缚，关键在于构造了东京、名古屋和大阪-神户三大都市圈，且采取了突出大城市建设为主体的都市圈发展模式。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在全日本1.2亿人口中，就在9000万人口集中在这三大都市圈内，这不仅提高了全日本国民生活的质量，而且创造了堪称世界一流的“日本效率”、“日本奇迹”.与此类似的，湖南平原面积只占总面积的12.6%,约2.7万平方公里，按目前人口计算人均平原面积为403平方米;而到2030年人口高峰时按自然增长率5%.计算将达到7550万人口，人均平原面积仅为360平方米，分别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6%和50%,因此，湖南也只能选择日本式都市圈发展模式，重点发展长株潭城市群。

　　长沙市城市化发展水平与中部地区的武汉、郑州相比仍有差距有关数据表明，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长沙市市区面积最小，地方财政总收入、城市建成区面积等重要指标仍落后于武汉和郑州。2010长沙经济总量不及武汉的70%,建成区面积分别只有武汉、郑州的51%和61%.进一步分析，主要是由于城市面积偏小，经济总量不大，直接导致了市场规模不大、辐射力不强和首位度不高。据国家有关部门测算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l个百分点，可带动GDP增加1.5个百分点。面对白热化的区域发展竞争，长沙要实现经济危机形势下的逆势而起，就必须加快提升城市集聚力、辐射力和区域竞争力，其出路就在于推进城市化。

　　对经济外向度来看，对三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来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长沙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小，两者之和还不到8.0%,武汉相对较高，接近16.0%,而郑州仅有4.1%,长沙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比重为3.1%,武汉与郑州分别为5.0%和1.8%,长沙的外商投资企业为4.2%,低于武汉的10.6%高于郑州的2.3%.内资企业中，三个城市都是其他类型的企业(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私营企业等)比重最大，超过了内资企业的2/3,其中长沙的这一比重最高，郑州最小。从所有制结构比较来看，长沙的经济外向度明显低于武汉。

　　城市化是由于城市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长而引起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聚集的社会进步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地域景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人口、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多方面内容综合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上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并将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六条具体道路之一，成为未来相当时期内长沙市的根本性政策导向。长沙作为全省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主要聚集地，享有设施齐全、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人才汇集以及市场容量大和投资效益高等优点，近年来，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区、县(市)城市化水平逐步提升，长沙市城市化率己经突破6006,意味着长沙市城市化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标志着长沙市城市的辐射功能进一步加强。目前，长沙农村城市化进程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城区城市化率接近100%,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l)五区城市化水平接近100%.2009年，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五区的城市化率分别为I00%、98.5%、98%、97.8%、99%,平均水平达98.66%,比上年城市化率增加了1.27个百分点。五区乡村人口减少2.68万人，比上年减少99.48%,标志着长沙市城区的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在提速。

　　三县一市城市化率快速提升。2009年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浏阳市城市化率分别是44.51%、39.03%、35.32%、42.91%,比上年分别增加4.71、4.2、4.03和5.52个百分点。其增幅均在4个百分点以上。在今后几年中，长沙县和浏阳市随着城市化率的基数加大，增速将有所趋缓，而望城县和宁乡县城市化率可以预计将会随着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战略的实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三县一市城市化水平发展不平衡。三县一市中城市化率最高的长沙县为44.51%,比最低的宁乡县35.32%高出9.19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水平如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2009年宁乡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122元，不到长沙县人均8453元的2/3,这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关联度。

　　城市化加速发展对长沙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城市化并不仅是简单的人口城乡转移，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直接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适当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推动城市经济“跨越式”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必要，而以见效快，并月。山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效率大大高于其自身效益，对社会的贡献要远远高十其他方面的投资。城市化还同时从扩大需求的角度带动经济的增长，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通过投资需求，搞活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可以拉动上地资源、房地产、建材、轻工、设备市场和劳动消费需求的土升。

　　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从近几年长沙市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这两个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分析观察，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发展水平趋势基本吻合，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与城市人口比例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

　　优化了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二、三产业发展，能够增加就业岗位，改变产业和就业结构。2010年长沙市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全市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7%、52.5%、42.1%,分别比2002年下降5.6个、提高11.6个和下降5.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为更趋合理的“二、三、一”结构。就业结构日趋合理，从事第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调整为31.1:30.0:38.9.

　　拉动了投资、消费需求。城市化的发展必将带动投资的增长。近年来长沙市大力推进城市化发展，逐年扩大了投资建设，2010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712.2亿元，是2002年的 12.1倍。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会产生明显的消费扩张效应。城市人口的消费水平远高于农村人口，据测算，中国现阶段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相当于3.5个农村人口消费水平，城市数量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将促进消费总量的提高，把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2010年长沙市全社会零售额1273.8亿元，是2002年的3.6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12960元，为农村居民的2.1倍，与2002年相比增长75.8%.同时，城市化不仅促进消费总量的明显提升，而且还将带动消费结构与消费层次的升级。

　　带动了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近年来，长沙市实施了一系列以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为重点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建成了一大批项目。2010年末全市实有通车里程总长度达到5691公里，比2002年增加818公里，城市道路面积达到3320万平方米，比 2002年增长258%,人均拥有城市道路面积达到13.4平方米。城市交通状况明显改善，平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由2002年的6.5标台上升到2010年的16.3标台。市政设施逐步完善。到2010年底，城市排水管道长度达到1186公里，比2002年增长748公里;城市供水管道总长度达1801公里，比2002年增长65.7%,城市用水普及率达100%;全市城市燃气供气管道长度929公里，城市燃气普及率达到96%.生态建设卓有成效。到2010年全市建城区绿化覆盖面积 8818公顷，建成区绿地面积7693公顷，分别比2002年增长60.1%、49.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也达到8.66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1.7%,城市园林的美化和公共绿地的增加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去处。

　　目前，长沙市颠倒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增多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就会刺激需求，拉动内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甚至用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来说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

　　这样颠倒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分地夸大了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提高了，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积聚城市人口尤其是小城镇人口来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长沙市对城市化的经济推动作用也不能抱有过高的预期。因为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直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长沙市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长沙市当前的经济发展遇到的大多是经济本身、体制以及制度方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长沙市城市化的发展，它们已经成为制约长沙市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因此，要理顺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政府运用相关政策给城市化以积极的引导也是必要的。比如，进行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制定吸引农村拥有一定资本的农产或村办工业到小城镇积聚发展的政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采取的乡镇或城镇合并以达适度规模的。

　　由于财政补助标准低、地方基层配套缺口大，实际上形成了基层新的负担，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种情况，在一些数额不大但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公共配套设施项目上尤显突出。这些年来，长沙的城市建设“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却主要要由基层负责，农民自身负担，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城乡差别。按照科学发展、统筹城乡的要求，农民应该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村的规划也应该由政府统筹、农村公共建设也应该由政府埋单，只有这样，农村的发展才有基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科教文卫、人口及劳动力素质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全市科教文卫、人口素质也同样得到快速提升。2010年全市共有高等学校49所，普通高校在校学生48.4万人，是2002年的3.9倍。论文格式2010年全市卫生机构床位数3.2万张，比2002年增长85.9%,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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