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低速缓进研究

　　古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被维系在自然经济的古老轨道之中，它们彼此直接联系在一起，加之中国深厚的中央集权统治，所以，城乡关系便体现出乡村在政治上依附城市，而在经济上制约城市的特点。城市与乡村被自然地划分为政?台中心和经济中心，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实现着“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4]，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牧歌般的天然联系。

　　[关键词]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城市化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撰稿人之一、美国学者斯金纳尔曾专门对清代的城市及人口作了定量分析。据他估计，1843年中国超过2000人的城镇有1653个，城镇人口为2072万人。[l]在总人口40500万中占5.1%。1843—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从2072万增至2351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从1894一1949年，城镇人口从2351万增至5765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在长达近11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5个百分点的增长。[2]从世界范围来看，1875年印度的城.市化率，仅比中国高出约3个百分点，但1951年印度的城市化率达到17.6%，比中国：1949年的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185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为4.4%，低于中国水平。但到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16.7%，高出中国6个百分点。18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落后工业发达国家5个百分点，1950年，差距扩大到约42个百分点。[3]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状态是低速缓进的。

　　一、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点

　　进入近代后，由于城市与乡村均在外力与内力的作用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故而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也因之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随着城市与乡村，特别是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早期现代化因素由城市向乡村的渗入，并释放出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使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两极发展的新特点，即：城乡间联系性的加强与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的两极化态势。城乡关系中的近代性与前近代性，封建性与半殖民地性、不平衡性相互交织的过渡性特征极为明显。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逐步加强，缘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经济功能的抬升和需求的多样化，城市日益增强了对乡村的商品粮、工业原料、劳动力、市场等的需求;其二，乡村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乡村被迫与城市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联系性逐步加强，集中表现在：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日益加强;城乡经济的双向联系性加强;城市对乡村依赖性加强[5]，这是近代中国城乡关系进步性的表现所在。

　　近代中国城乡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是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其表现在：第一，城市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在政治上统治乡村，这是中国城市自产生以来，便被赋予的双重社会功能;其二，近代中国城市所固有的浓厚的封建性及近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社会的殖民地性，使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压迫程度更高，手段更加多样化。它不仅延续和强化了原有的封建剥削统治方式，还增加了新的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法，因而使近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变得更加残酷与不协调，“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关系，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6]和压迫乡村的关系所取代。

　　二、城乡关系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讲，城乡关系与城市化是一种相互影响的正向关系。当城市与乡村之间消除对抗，变对立关系为协调、平衡、融合的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关系时，社会经济就能以较快的速度健康发展，并由此推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在一定区域内，城市和其相邻的乡村共同组成一个区域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城市和乡村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依存和影响关系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技术信息等具体方式表现出来。同时，城市与乡村在资源上的互补性，在生态上的共生性，在经济上、发展上的相依性，决定了二者在发展变迁上的互动共进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从理论上讲，广大乡村产生城市(城市产生的第一前提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出现;第二个前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并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物质和人口支持。同时，在城市产生后，城市又反作用于乡村，给广大乡村提供各种物质产品、信息及服务。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发展相互影响，二者任何一方的发展或滞后都会影响到另一方。在区域内，城市的发展变化，取决于自身以外的其他地域，主要是广大乡村的支持力度。乡村的发展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但它却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基础。在一定区域内，乡村的发展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条件外，与之相互依存的城市的辐射、扩散作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和融合增长，其结果便是乡村的繁荣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加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背景，使社会在体制创新和政策更新方面，并未产生出有利于传统城乡关系发生质变的社会经济条件，城乡之间固有的对立关系不仅没有本质上的改变，矛盾对立关系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日渐加剧。以乡村的高利贷为例，“在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4—8%”[7]，而在我国则为“24—300%”[8]，城乡关系在经济方面的对立尖锐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城乡关系的维系下，城市不仅在政治上压迫乡村，而且通过乡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大地主、官僚、买办等，以价格、利息、地租、赋税、徭役等等经济剥削手段剥削乡村，导致乡村经济的凋敝。亚当。斯密在论述城乡关系时曾这样说：“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以剩余产物维持城市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9]近代中国城乡间的矛盾对立关系的存在和日渐加剧，造成广大乡村经济的残破和农业生产者的贫困，导致近代城市的畸形发展和近代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受到诸多制约，使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无法得到必要的物质基础支撑，从而不可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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