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论文探讨当下新会计经济应用发展制度模式

　　摘要：企业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具有融资性质的。借：固定资产(购买价款的现值)、未确认融资费用(实际支付价款与购买价款的现值差额)，贷：长期应付款(实际支付价款);借：财务费用，贷：未确认融资费用(在信用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借：长期应付款，贷：银行存款。

　　关键词：企业经济,新会计,经济制度

　　企业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不能全额确认为当期收益，应当随着相关资产的使用逐渐计入以后各期的收益。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营业外收入。借：递延收益，贷：营业外收入。

　　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时或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应将尚未分配的递延收益余额一次性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借：递延收益(尚未分配部分)，贷：营业外收入。

　　对上述经济现象中“有限”与“无限”矛盾的客观必然性，以及“不一样”与“一样”矛盾的现实可能性进行理性认识，于是就总结出了经济效益这一范畴。其实质是在合乎目的共同生产中，以最小劳动消耗量和劳动占用，取得尽可能大的使用价值量。请注意，在这一定义中，除出现前述的劳动消耗量概念外，为什么又多出劳动占用这个概念?因为生产总是不间断进行的，从而必须经常占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及货币资金等。假如劳动占用多了，虽然它不是一下子全部被消耗掉，但却意味着有些财产物资被呆滞起来，不能投入到其他生产领域。因此，生产一定成果尽可能占用较少的资金或物资，有其独立的经济意义，这也是表明经济效益优劣的重要方面。日本很早就有了无仓库工厂。在对经济效益范畴实质进行认识时，有必要强调两点：其一，经济范畴也是理论，即其背后都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如经济效益的追求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之下进行的;同时，还必须对经济效益进行科学分配，才能满足人类对物质资料不断增长的需求，它又同物质利益分配存在着内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其二，由于经济效益问题的极端严肃性，使它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并使经济学界流行着两句话：一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最大”与“最小”的学问;二是一切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效益问题。

　　之所以现在我国提出经济效益增长的课题，这是因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有限”与“无限”矛盾而引起的。先说一说新的“有限”问题。有人说过，通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得到了包括“政策红利”和“人口红利”等的“改革红利”。所谓政策红利，指的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通过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换来经济的增长，等等。然而，时过境迁。就所谓政策红利而言，随时间的推移，原有改革政策的边际效益正在下降。其原因是什么?也有人曾经说过，通过以往的改革，已使我国的思想和利益多元化、信息复杂化、公务员懒惰化、需求膨胀化，以及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等。这就使得现在哪怕是一项小改革，也可能会出现两种人：一种是反对的、质疑的、看笑话的、挑刺的、声东击西的;另一种人，即所谓的“聪明”人，一般不敢触及，怕自己受伤倒下。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出现，让它们放弃既得利益，比触动它们的灵魂更难。这样，就会使新的改革政策的出台经常遇到困难，或是要付出更高成本，甚至会撞在前进的墙壁上。这表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寄希望于具有一般性政策号召及所带来的红利已经有相当的难度。至于人口红利，据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左右，早就进入了老年化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和听到，因我国人口老年化趋势，产生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春节后的用工荒，以及有些企业员工的罢工事件等问题。这就传达出一个信息，我国人口红利的基础不复存在，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利润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即进入了经济学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上述说明，虽然今后通过深化改革，还会有“改革红利”的释放，但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依靠政策的红利已经相对“有限”。再来看看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无限”的问题。经改革，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虽都有极大提高，但仍然不富裕。比如，现时我国的国民收入只是韩国的大约四分之一。如果要达到韩国水平，至少得把年增长率保持在8%，并要花费20年的时间。正因为不富裕，人民群众对物质需求仍然有许多新的期盼;又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所谓“新四化”尚在行进中，要有大量资金的投入;再如，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为保证国家安全，急需增加国防经费;此外，每年有好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及其他方面的青年结婚需要住房，有相当多的人盼望改善居住条件，等等。这些均表明，老百姓的物质需求仍然存在着“无限”的问题。问题就是矛盾。以上所述的改革红利相对“有限”与群众新需求“无限”的新矛盾尖锐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破解新矛盾的方法是什么?中央已明确指出，再不能走靠一般性号召、拼资源、破坏环境和依靠廉价劳动力，并以GDP的增长论英雄等老路;相反，必须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放权简政、公平分配、调结构、保质量、增效益的轨道上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当前所提出的经济效益增长具有很好的现实针对性。

　　总的来说，经济效益与会计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也就是经济效益的增长离不开会计;反之，经济效益的讲求，促进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前者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效益的计算与衡量离不开会计;二是会计还可以能动地为经济效益增长服务。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经济效益的计算与衡量离不开会计这个话题。经济效益这个范畴，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来自前面所说的经济生活现实，既可以定性又可以定量。人类在追求经济效益增长时，必根据其质的规定性，找到能表明经济效益大小或是优劣的计算和衡量方法，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否则，一切都是“胸中无数”。前面还说过，经济效益范畴的背后，所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总是社会化的大生产，通过生产实现经济效益以后，还必须通过分配这一环节在国家、单位、个人等之间进行公平合理分配，以满足各方消费的需要，这才能充分调动各方提高经济效益积极性。怎样才能进行科学、公平的分配，这同样需要建立在对经济效益的准确计量与衡量的基础上。由于经济效益计算与衡量中的劳动耗费、劳动占用、劳动成果等所包含因素众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加上因物质利益多元化使不同利益主体所持的立场不同，并会为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奋斗，从而使经济效益的计量与衡量可以有不同角度和表现形式。下面主要介绍笔者曾提到过的经济效益的四种基本表现形式：

　　所谓财务效益，是按照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计算出来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结果，通常用利润额来表示。因现行规章及会计核算方法存在局限性，这种表现形式不可能剔除不公平竞争环境，如产品定价明显不合理、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所产生的转移性效益。也就是财务效益是企业已实现的创造性效益及得到的转移性效益二者的代数和。其中的转移性效益是非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产物。现有的会计模式所提供信息，基本上属于这种表现形式。

　　现金流入量与流出量的差额，就是现金流动效益。于企业来说，资金营运的畅通无阻是至关重要的。如有的企业，账上有很多利润，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出现了所谓盈利性破产。因此，现金流动效益也就成为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视为企业效益的一种表现形式。上述三种形式，从空间上看，属于企业微观上的经济效益。

　　企业国民经济效益指的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计算与衡量企业的效益，属于宏观经济效益。它与财务效益、经营效益相比较，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立场不同。企业国民经济效益的立场是企业生产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所做的贡献，计算上扩展到真实的价值量变化;而财务效益和企业经营效益，考虑的只是企业本身的盈利水平，计算上局限于实际的资金流入流出方面。第二，目标不同。企业国民经济效益的信息主要用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如价格政策、利率政策、财税政策等，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而财务效益的信息主要用于财务利润的初始分配和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主要考虑的是企业及个人利益;经营效益的信息则主要用于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决定企业自负盈亏的数量界限等方面。第三，计算方法不同。在计算企业国民经济效益时，可以不考虑税金、上缴利润和补贴等项目，因为它们属于从企业到国家或从国家到企业的转移性收支项目;而财务效益的核算是把工资、利息、税金、上缴利润看作支出项目，把补贴看作收入项目;经营效益核算虽也不考虑税金、上缴利润和补贴等项目，但它却要利用其他指标反映转进或转出的转移性效益。第四，核算基础不同。企业国民经济效益核算时，是以接近社会价值(商品价值)的影子价格作为其计算基础;而财务效益的核算是以现实的、已发生的市场价格作为其计算基础;经营效益核算则要以生产价格作为其计算基础。同时，各种不同形式经济效益的计算，其使用的汇率和利率也应有所不同，如使用官方汇率、影子汇率、实际利率和影子利率等。此外，在计算企业国民经济效益时要利用机会成本。无论经济效益采取何种表现形式，都离不开使用价值量、劳动占用量和劳动消耗量的计算与比较等。在价值量还不能加以直接计算的条件下，通过会计核算各种方法所形成的货币指标，就可以把不同形式的劳动占用量、劳动消耗量和使用价值量全面反映出来，进而可以综合地反映社会和企业经济效益，这是其他核算所不具备的优点。因此有人才说，会计核算的实质就是经济效益计算。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效益的计算与衡量上，采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又是怎样进行物质利益分配的?对这些问题，要不要进行反思?当然值得反思!这既有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又有科学与否的问题。改革前，不承认国家、企业和职工有利益上的差别。在思想路线上认为，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既是国家的，也是人民的，有国才有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等。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指导下，前面所说的企业财务效益被认为是企业经济效益唯一表现形式，并据以进行分配，即实行“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分配政策。这种分配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已众所周知。通过改革，最大进步之一是承认国家、企业和职工可以有利益上的差别;分配上除了按劳取酬外，还有按资和按技术进行分配等。但它是否就没有问题呢?事实表明，在国家与企业、各行业和职工之间各应得多少的问题上，仍然把财务效益当成经济效益唯一的表现形式并据此进行利益分配已不适时宜，容易出现经济利益明显倾斜于一方的所谓“分配不公”的现象，并诱导出许多社会问题。

　　计算与衡量必须有相应多种表现形式，进而要求重新确立会计反映和控制的对象经济效益计算的多种形式，要求会计反映和控制的对象，不能只局限于形成财务效益的企业经营资金运动方面，而是应扩展为经济效益形成和分配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特定方面。如形成现金流动效益的企业现金流动及其结果方面，以及形成国民经济效益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所作贡献方面等。

　　需要将其分解为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和与收益相关的部分，分别进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将政府补助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视情况不同计入当期损益，或者在项目期内分期确认为当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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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经济师论文探讨当下新会计经济应用发展制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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