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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文章发表在《财经研究》上，是经济职称论文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周期性经济危机,危机解决方案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每个资本主义企业都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复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它在客观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满足社会需要、应受社会调节的。

　　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为早在1988年发表“危机论”和1993年发表“国家资本再分配和民间资本再积累”时,我既已经对近半个世纪的危机周期做过总结。此次应社科院经济所和上海经济预测处之约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机政策的得失,指出经济危机与中国屡次进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因果性的相关。

　　一.　中国的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对应政策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机发生。政府财政赤字1958年约为60亿,1960年达到100亿,占当年收入的比例从5.6%增长到14.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2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最高才600亿左右,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的开支。1960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2千万城市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1960-1962年,经济萧条。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572.3亿下降到313.6亿。从1982年重新修订并公开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1960-1962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2千万人,这其中大部分可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第二次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亿大关后,连年亏损,到1978-1979年,赤字进一步增加到每年约为200亿,占收入的比例高达20%左右,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基础工业投资;以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约50亿的直接非预算开支等等。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与上一次经济危机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使几百万基建职工“停工待料”,几千万城市人口“待业”;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自1976“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结束,后集权主义体制(Post　Totalistarian　System)缺乏准军事化的国家动员机制,无法再象60年代初一样迫使城市人去农村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国开展“两打”运动,监狱暴满。

　　1982-1983年,复苏阶段。由于全国范围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创历史记录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第三次经济危机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机爆发。以1988年夏季大抢购为表象的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危机和1989年的社会政治危机相继发生,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分析政府决策,则可以看到从1986-1988年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以此吸纳社会即期货币,减轻通胀压力,存款利率跳跃式地升高70-80%。

　　对1988年通货膨胀缺乏经验和规律的认识,在经济调节和行政控制上都反应过度,是第三次经济危机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观原因。不仅货币政策过度调整是连锁负债的内在原因,而且市场政策的过度调整也是当时“市场疲软”的内在原因。

　　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两极化的市场”：既无资本、技术、劳务、物资等要素市场,也无住房、保险、医疗、旅游、教育等社会消费市场。十亿民众可以进入的只是一极高档大件消费品,另一极基本生活消费品这样的“翘翘板”形的“两极”消费品市场。为了抑制通胀发生时本属短暂的对高档商品的抢购,政府在大幅度调整存款利率的同时还大幅度调高以彩电为代表的大件消费品价格,另加高档消费税,使等量货币的市场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一瞬间就人为地关闭了两极市场的一极。翘翘板一头空了,而另一头,据测算早在1986年大多数农业主产品即已受到“市场需求制约”,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费品市场开始呈现疲软之态。

　　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渐渐复苏,并随即转入高涨。刺激经济复苏的兴奋剂有两支：

　　一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败之后,政府又把利率连续调低到甚至低于原来水平,高利率时期大量吸收的存款必须贷出,因此资金环境暂时相对宽松,同时资本市场初步开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货币持有者转向风险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证券市场和其他投资市场。

　　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县级财政长期亏损,政府利益在财政分配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仍然每年以集团消费递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胀。在第三次危机已经吃空了可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资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属部门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够即占即盈的房地产投机。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和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一齐上的存量资本瓜分浪潮忽然间似狂飙拔地而起,的确在暴富了一批投机于权钱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时,在病态的经济背后又击一猛掌!

　　1993-1994年,经济高涨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2年的7600亿,跃增至1993年的1.3万亿,1994年又在上年增长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对存量资本的重新分配都会促进经济成长!尽管九十年代初以圈地运动和泡沫经济为表象的中国经济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其实质不过是周期规律作用和对国家资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为八十年代初那次农民曾对人民公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做过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农民凭借社区成员的天赋权利和农业文明的均平传统所做的社会化占有;而这次分配是食利者凭借政府权利或以“寻租行为”赎买到的法权关系所做的特权占有。

　　无论如何,相隔十年的两次国家资本再分配尽管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相左因而不尽如人意,但却都形成了经济发展最起码的基础--利益目标明确的活跃的经济主体--因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可以从历史角度肯定其进步意义。

　　一般而言,当信用膨胀到临界点,必然发生信用崩溃。上一轮“三角债”的恶梦淫威犹在,新一轮连锁负债重又发生,这即是信用崩溃的表现之一。

　　二.　中国的四次危机异同分析

　　四次危机的周期阶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明确划分的。但四次危机发生的周期时间却一次短于一次：第一次1960--第二次1978(18年)--第三次1988年(10年)--第四次1994年(8年)。今后的危机周期在阶段性上可能更加难于明确划分,高涨与危机同步,或复苏与高涨同年;而且周期的时间距离会更短。尤其当非国有(国营)经济渐渐成为主要经济成份,国家垄断金融、外贸和计划控制要素市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中国经济将可能较少出现以往那种损失惨重的明显的大规模滞涨型危机。

　　改革前中国处于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间发生的两次危机基本一样：工业扩张、投资膨胀的同时农业供给下降;其后是财政赤字导致分配不足,新增生产能力下降引发就业问题……其中,由于分配和消费都在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因此对物价上涨的反应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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