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不平簪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根据“中间投票人”理论，市场均衡税率与收入不平等程度正相关。在多数决定原则(majori—下，政府的税率水平和转移支付水平均是选民偏好的显示，而选民的偏好主要由其获得的市场收入来决定的。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关于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Kuznets(1955)和他提出的着名的例u型曲线。二战后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更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的兴趣。

　　提到，在2o世纪6o年代，韩国和菲律宾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都非常近似(如人均GDP、总人口、人均投资、平均储蓄率、城市化程度和中小学入学率等)。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韩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高达6% ，被视为“东亚奇迹”，而菲律宾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Benabou(1996)认为两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两国不同的初始收入分配状况，1965年，韩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只有0.34，而菲律宾的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51。

　　这表明收入不平等可能会损害未来的经济增长。

　　正如aghion(1999)指出，几乎所有的经验文献均表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指标(包括收入不平等、土地不平等和人力资本不平等等)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则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一个综述。第一部分讨论初始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机制及理论模型;第二部分报告实证文献对初始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的主要结论;最后是结论。

　　一、不平等影晌经济增长的各种机制及理论模型根据历年来的文献，从理论上来说，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信贷市场的不完美、高生育率、高税率和社会政治不稳定这四种机制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一)不平等、信贷市场的不完美与经济增长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美，不平等加剧使得更多的穷人面临信贷约束，从而不得不降低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这将阻碍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大量的理论模型(Galor和Zeira，1993;，1999)都强调了在信贷市场不完美的背景下，收入不平等不载于经济增长信贷市场的不完美意味着在给定利率下信贷配给会普遍存在。根据Aghion(1999)，信贷市场的不完美通常来源于贷款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和偿还执行问题。道德风险问题指当一个投资项目主要是由贷款人融资时，借款人将不会付出努力促使项目成功(如果项目成功，借款人的收益很有限;但如果投资失败。借款人的损失却很少)。因此贷款人将根据贷款的规模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偿还执行问题是指借款人会掩饰他的投资收益以避免偿还债务。通常来说，借款金额越大，借款人不偿还贷款的风险也增加，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合同的管理和监督成本。由于这些额外成本，Galor和Zeira(1993)认为借款利率要高于市场均衡利率。

　　信贷配给意味着初始的财富状况(察赋或者财产继承)决定了一个人的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即使每个人的偏好、技能完全一样。由于存在道德风险和偿还执行的『口1题，金融中介只愿意给以个人财富做抵押的个体融资。由于初始财富在个体中间的分配并不平等，市场中的个体不得不根据自己做抵押的财富数目来获取融资，所以更平等的初始财富分配状况有利于促成更多的投资和更快的经济增长。这里隐含了一个基本的假定，那就是个人投资(无论是物质资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是边际收益递减的，因此初始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对初始收入征收定额税)给穷人(拥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对总体经济的发展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不平等、高生育率和经济增长根据内生生育率理论，初始收入不平等加剧将刺激总体生育率的上升，从而降低社会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而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贫穷且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父母无法为后代教育融资，因此他们会通过多生后代(扩大家庭的规模)来增加家庭的收入。与此相对的是富裕且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父母负担得起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他们将不停追加对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降低生育率。换句话说，富裕的父母更偏好后代的“质量”而不是后代的“数量”。

　　在他们的模型里，给定收入分配，更高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个家庭更少的金融资源。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固定成本和信贷约束，这将会使更少的孩子接受教育。如果给定人口生育率，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则意味着更低的入学率，因为有更多的穷人无法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但这个模型有明显的缺陷，例如它把家庭的规模视为外生变量，排除了收入分配可能会影响生育率的可能，这显然是不合乎现实的。

　　和Tsiddon(1998)在Galor和Zang(1997)的基础上考察了生育率、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动态交互作用。在一个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结果表明总体生育率和收入分配与Kuznets的倒U型曲线十分吻合。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信贷市场融资成本高昂，贫困家庭选择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对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低技能(没接受教育)工人的数目急剧上升，这使得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与此同时，富裕家庭选择投资于人力资本并降低生育率。这将使得高技能(接受教育)工人在总工人数目中的比率不断下降，因此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不断上涨。这意味着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上涨和工资不平等的加剧。随着工资差距的增大，贫困家庭会逐渐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这将使得低技能工人数目的下降和高技能工人数目的供给的增多。结果就是低技能工人的工资逐渐上涨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工资差距较初始阶段减少。

　　总之，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平均生育率下降，收入分配更加平等，经济增长率将会上升因为整个经济系统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快速增长。

　　三)不平等、高税率和经济增长假定信贷市场是完美的，在民主社会，收入不平等加剧也不利于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会强化税收的再分配功能，因为更多贫困的选民会要求政府提高税率，这将极大伤害私人的投资意愿并阻碍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方面最典型的理论模型最初是由Persson和Tabellini(1994)、Alesina和Rodrik(1994)根据“中问投票人”理论提出来的。假定税收采取比例税的形式，那么选民所偏好的税率显示和他的市场收入负相关。每一个选民均会对比他从政府转移支付中所获得的收益和由于纳税所付出的成本以期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果选民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他的净收益(政府转移支付减去纳税额)为正;如果高于平均收入，其净收益显然为负。假定所有的选民均有相同的投票权以及单峰偏好，因此均衡税率将由中间投票人(拥有中位数市场收入的选民)的偏好所决定。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间投票人的收入往往低于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他倾向于一个比较高的税率以增加他的净收入。如果以中间投票人的收入和平均收入的差距来衡量不平等的话，那么差距越大将导致更高的均衡税率。由于政府转移支付均来源于物质或者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比例税，更多的转移支付会降低投资收益率并减少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当前转移支付的力度和未来的经济增长负相关。

　　四)不平等、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增长高度不平等还有可能诱发社会政治环境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而不利于私人投资和长期的经济增长(Alesina和Perotti，和Perotti，1996)。Acemoglu和Robinson(1999)强调收入分配的高度集中往往和频繁的政权更替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收入的两极分化会使得穷人联合起来采取一些违背市场和法律原则的行动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在高度不平等的非民主国家，当政治系统由少数富裕的精英分子把持的时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民很容易采取社会暴动等集体行动来颠覆精英阶层的统治以期实现政治上的彻底改革(Acemoglu和Robinson，1996)，而精英阶层会因此倾向于组织更多的警察和军事力量来镇压贫民的反抗行动，这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不仅如此，正如Acemoglu和Robinson(1999)所指出，即使社会政治的动荡最终促使民主政治的出现，民主政治也不会稳定下来，社会收入的高度不平等会加剧民主政权的颠覆。这是因为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民主过程意味着极高的税率(根据“中间投票人”理论)，精英阶层所付出的成本极大，因此他们有动力去颠覆刚刚成型的民主政权。无论是镇压还是政权的频繁更迭，均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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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探析不平簪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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