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抗战期间陈毅军事哲学思想

　　陈毅的军事哲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是在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丰富、充实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

　　开国元勋陈毅是我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也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理论家。在领导、指挥新四军与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日的伟大斗争中，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并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不仅取得了抗战的重大胜利，而且也形成了其颇具特色的军事哲学思想。

　　1充分认识抗日斗争的特殊性和新四军的阶级特征及“党军”特质

　　重视对抗日战争特殊性和新四军阶级特征以及“党军”等特质的研究和把握，是陈毅军事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陈毅十分重视研究中国革命和抗日斗争的特殊性，因为这样才能充分认识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特点，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和“今天敌后的战争的特殊规律”。[1]338陈毅从世界各国武装革命斗争的普遍性中充分认识中国武装革命斗争尤其是抗日斗争的特殊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军事强大，而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遭受外国侵略者蹂躏与奴役。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决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分析、把握了抗日战争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其艰巨的历史任务，驳斥了当时普遍流行的“灭亡论”、“速胜论”，提出了抗战“持久战”的正确思想。陈毅指出:“毛泽东同志天才的著作《论持久战》，替我们指示了以弱胜强，转被动为主动，以分散对集中的正确路线。这是得力于20年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得力于对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战争理论的研究，更得力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与世界战争即世界革命原理的统一理解。”[1]339陈毅高度肯定与评价了毛泽东坚持抗战持久战的正确思想，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特殊性的深入研究与准确把握，为抗战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陈毅研究发现了新四军抗日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与全国民众强大政治舆论的迫使下，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放弃“反共”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国共第2次合作，结成了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抗日统一战线;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未变，仍视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誓欲除之而后快。因此，新四军既要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与围剿，图1挺进苏南时的陈毅又要防备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把破坏抗战的责任推诿在共产党与新四军身上，使来之不易的抗日统一战线毁于一旦。新四军，苏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一直面临着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面夹击。陈毅既要积极、努力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坚持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又必须保持新四军人民武装的相对独立性，即采取“既合作、又斗争”的灵活策略与方针，提出要坚持在消灭日寇，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条战线上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军事斗争的充分思想准备。陈毅指出:“华中抗战的特点是:要求我军在作战部署上，应有两面作战、不怕夹击的本领”。[1]335正是充分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特殊性，陈毅制定了坚定而又灵活的斗争策略，并作了思想、政策上的充分准备，新四军一到江南、苏中，便取得了对日寇卫岗歼灭战和打击顽敌韩德勤、李守维部队的“黄桥保卫战”的重大胜利。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大灭了日寇的士气，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制造内战的阴谋，坚定了全国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开创了苏中、苏北抗战工作的新局面。陈毅同志重视中国革命与武装军事斗争特殊性研究体现在对新四军的“无产阶级”属性和“党军”特质的认定上。陈毅在井冈山红四军时期就强调:“红军是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2]指出人民军队来自于人民大众，其主体是工农群众，是工农自己的革命武装，且由无产阶级所领导，并始终坚持为本阶级利益而战的鲜明阶级性特征。在《论建军工作》中论述:“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乃是本军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本军生存发展壮大的基础。保持发扬和加强这一特质，不仅可以保证本军能够日趋强大，且可以进而保证与加强本军对中国抗战的支柱作用。”

　　新四军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和指挥，正体现了这支革命武装鲜明的阶级性特征，也是其区别其他军队的最重要标志。新四军是人民军队，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阶级特质，决定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和指挥，即坚决贯彻和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党指挥枪”的重要思想。陈毅在《论建军工作》中明确指出:“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乃是本军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本军发展壮大的基础。保持发扬和加强这一特质，不仅可以保证本军能够日趋强大，且可以进而保证与加强本军抗战的支柱作用……党在本军的领导，就是本军特质的体现”。[3]122并进一步强调:“党军就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党依靠这个军队去完成政治任务，作为党遂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党军中必须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不断增强这个领导”。[3]122-123“因此建军便从加强党在本军中的政治领导，保持与加强本军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下手”。“我们的建军任务是加强党对本军的政治领导。我们的口号，是为建立正规化的党军而斗争”，[3]124所谓“党军”的特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阶级特质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显然，这既是工农革命武装的阶级特性使然，又是毛泽东与党中央关于“党指挥枪”重要思想的体现。陈毅在《建设六师为党的模范游击团》的重要讲话中重申了加强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必要性:“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共产党要领导革命，便须对革命武装保有绝对的领导，不能丝毫削弱”。[4]150从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与特点出发，深刻阐述了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加强党对军队工作的绝对领导，才能战胜反革命武装的理论意义。又从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中及时总结、吸取教训，指出新四军的建军工作必须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入手，为新四军的建军工作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强调“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立军之魂、强军之路。“新四军只有共产党领导，这一点是神圣的，不可丝毫动摇的。”[4]150由此可见，陈毅关于建立“党军”，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建设，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与指挥之下的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关于“党指挥枪”、加强党对中国工农革命武装的绝对领导重要思想的体现。

　　2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战略原则与灵活战术之间的矛盾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和辩证法原理来分析、解决各种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是陈毅军事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和重要内容。例如:统一战略原则与灵活机动战术之间的矛盾关系;善于抓住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工作重点以带动一般工作的开展。陈毅指出:我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抓住主要方面，把其他方面视为次要。当我们在重要方面取得胜利时，即有了全局的胜利。”[1]335陈毅善于从诸多工作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将其作为工作的重点和中心来做，以此来影响、带动、促进其他一系列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陈毅率领新四军初到苏北，军部刚刚重建，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陈毅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最重要的是抓2项工作，一是加强苏北根据地建设，以应对日寇随时可能发起的扫荡;二是抓新四军整顿和建军工作，着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由于抓住和突出了工作重点与中心，再加上上下左右齐心合力，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在建军问题上，其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政治工作。他在《论建军工作》中强调:“建军是从政治上着手，首先保证党在本军中的绝对领导权”。[3]163“怎样建军呢?以政治为主，军事为次”。[4]150红军优良的传统，皖南事变血的教训，使得陈毅高瞻远瞩地决定，坚持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工作来抓紧抓好。通过狠抓党的组织、纪律、作风等建设，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由此带动了军事上的整顿和提高，使新四军的规模迅速扩大，部队的战斗力也迅速提升。

　　坚持全面、辩证地看待与处理问题。陈毅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结合华中地区抗战斗争“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与新四军江南反“清乡”，苏北反“扫荡”斗争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我们的战略总方针，是统一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目前我们组织战役和部署战斗的指导原则，仍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助。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1]337由此要求全军指战员全面正确地理解这一战略指导原则，创造性地，灵活地去贯彻和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而不是呆板、僵化地去看待问题和处理解决问题。“统一意志”，“独立自主”，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点矛盾，实际上这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统一意志”是从全局与整体而言的“集中性”，是重要的指导原则;“独立自主”，是就部分或局部地区在特殊情况下的“灵活性”，指的是游击战的“分散性”特点，即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如我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时机、地形、条件等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向敌人发起作战，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也不错过有利的时机、地形、优势等有利条件。陈毅对此表述极为清晰:“战略意志要求统一，而游击行动要求自主;两者在事实上构成一个矛盾，但后者服从前者”，“因此在上级负责的，于保持战略意志的统一时，应多注意启发下级的创造性和机断性;下级工作同志在机动灵活执行工作任务时不忘记上级统一的战略意图，两者互相顾全，才能正确掌握战略方针。”[1]340唯此，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陈毅经常以联系、发展的观点充分认识与正确处理军事战略、战术上的矛盾关系，如“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因迫于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故确定新四军的战略原则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但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对于地方部队和游击队来说，则应“特别强调游击战”;对于主力部队来说，虽然目前也是以“游击战为主”，但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因为现在的游击战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向运动战发展，所以，“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战法，我军均要学习和研究……应该能全盘掌握。”[1]337但又不能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犯操之过急的毛病。这是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故要以联系、发展的观点和长远的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与处理问题。显然，“游击战”和“运动战”之间有相互重叠、交叉之处，如果说游击战中有运动战的因子，运动战中也有游击战的成分，这是对的;但两者的重点、规模、性质等还是不一样，两者还是有区别，前者强调“游击”，后者突出“运动”。因此，既“不能机械地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立起来”而看不到两者间的统一性，也“不能机械地把游击战运动战分开”[1]341而看不到两者间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陈毅对军事哲学思想的灵活运用已达到了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的境界。

　　3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陈毅军事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在《论建军工作》中指出:“我们承认环境对于我们有影响这是事实，但我们革命军队不是完全受动于环境，我们还有改造环境和改造现实的作用。”[3]184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去做超越客观环境或条件的事情，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条件与改造环境。“我们能百倍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运用我们现有的条件，我们是能够进行胜利的战争去战胜堡垒里面拥有近代新式武器的阶级敌人。”[5]绝不能受客观环境与条件的限制与制约，而是要能够创造条件来改造环境，使得条件、环境都朝着有利的方向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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