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解读陈衍经济思想

　　内容摘要：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此大一统之世之言也。今不能与列强闭关绝约，人富强，己贫弱，犹为此言，非騃则狂易耳。中国土大夫讳言财用，见之洞用财如粪土，从而百端诟疾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钱也。三十年经营财用，与外国理财家较，挈短长去之尚远。而中国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

　　关键词：诗人陈衍,经济思想,重商救国,《货币论》

　　清代诗人兼学者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是中国近代诗歌流派“同光派”闽派的领袖之一，曾被誉为诗坛盟主;他继承乾嘉朴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在政治上和同光派浙派、赣派领袖沈曾植、陈三立一样，都是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并且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经济思想。

　　传统士人出身的他，一反重农抑商的陈腐观念，确立并宣传重商救国的思想。他于1898年入张之洞的湖广总督幕府后，佐张之洞理财并多年主编《湖北商务报》，除撰写了《货币论》等系列经济文章外，还与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合作，翻译了9部西方商业经济学类的著作。

　　陈衍还有关于建立武汉商业中心等方面问题的论述，均为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现状所作的敏锐分析。他的丰富的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陈衍在文学上的成就，特别在诗论方面，被论者提及的频率渐次增多，而陈衍在经济等方面的思想，少有论者涉及。已故的陈衍五孙陈步先生在编次《陈石遗集•经济类著译选编》(以下简称《选编》)时曾“联系年谱及朴学、诗学诸作品。”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并未及深入分析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将这一尘封了的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初作发掘，奉献给现今投身于鲜活的市场经济中的人们作反思时代变迁过程时的参考。

　　确立和宣传重商救国的经济思想

　　陈衍诞生于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从孩童时代开始，他就懂得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战乱所忧虑，他深知，国穷就要挨打，民贫必会动乱。早在年轻时，陈衍重视居家理财的思想就已露出端倪，在22岁这一年(1877年)所写的《咏史三十八首》诗中有一首道：“史称诸葛公，炉灶见经术。又言陶桓公，运甓无虚日。

　　竹头与木屑，检点及纤悉。又言谢太傅，履屐位不失。可知天下才，钜细事秩秩。经云居家理，岂以徒抱膝”。他认为“大丈夫”应象诸葛亮、陶侃、谢安那样有经济头脑，“钜细事秩秩”，而不能做“徒抱膝”的书呆子。

　　陈衍于1886年、1890年和1898年先后入台湾巡抚刘铭传、上海制造局刘麒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当时，他目睹了中法马江海战和中日甲午战争等奇耻大辱，因此明确了这样一种思想：只有重视商业，发展经济，才能救国家于积弱之中。他挥笔疾呼，应该抛弃几千年重农抑商的旧思想，确立重视经济的思想观念：

　　为什么要一反几千年的传统而重商呢?原因是“人富强，己贫弱”，而人富己贫的后果就是被动挨打。这种理论是马江海战、甲午战争冤死的生命和惨痛的鲜血证明了的。但是，即使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要确立重商富国的理论思想，却并不是一项简单之举。举起这面旗帜的，不论是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铭传等人还是陈衍这样一批士人，都必须面对昏庸的顽固派的攻击。陈衍挥笔刺向顽固派也是有力而尖锐的：“非骏则狂易耳”。

　　重商才能救国，是中国近代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与旧式的士大夫乃至顽固派们的思想分界线之一就是对农商关系的不同看法。有译界泰斗之称的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之后又续译《原富》，他倡导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目的同样是救国家于贫弱之中。

　　报界领袖梁启超对《原富》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该书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应该说，陈衍与梁启超、严复等人是英雄所见略同。他和严复两人翻译西方经济著作的时间也几乎是同时，严复译《原富》始于1896年，出版于1901年，陈衍与河濑合译9部商业经济学的著作则始于1899年，面世于1899年至1904年。早在1897年7月在上海的刘麒祥幕中，陈衍就通过主笔《求是报》，大力鼓吹“务财、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这些论述虽然未脱离“经邦济国”传统思想的痕迹，但已吸收“中外时务”之政治策略，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而到了1898年入佐张之洞幕府后，他则具体地佐张理财，并在《湖北商务报》等报刊上撰写系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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